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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陵

文章作者:满恒先 文章来源:网易历史·中国青年报(北京) 点击:3309 发布时间:2006-11-20 23:29:46 [评论]

  362年前的北京发生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先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明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接着李自成在北京做了18天“大顺”皇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赶走了李自成;清顺治帝顺利登基,北京掀开了改朝换代的又一页。62年前的1944年,郭沫若为此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作为延安整风文件的文章,几十年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多争论,姚雪垠于1981年在《文汇月刊》发表《评〈甲申三百年祭〉》,并在《文史知识》上引发争论。2002年9月2日《北京日报》唐正芒《〈甲申三百年祭〉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一文,提出其主题是“总结明末亡国的教训”。见仁见智,不一而足。笔者自“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读过《甲申三百年祭》,从此对明史兴趣日增,兴趣使然让我多次踏访十三陵。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坐上龙椅后的第五年,即永乐五,年明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朱棣的皇后徐氏在南京去世。此时,朱棣已在经略燕京,准备迁都,徐氏以及自己的“万年吉地”自然要选在京师附近了。

  长陵:万年吉地之首陵
  从马甸北行40多公里,就来到十三陵。登上水库南岸的凤山,120平方公里的陵区尽收眼底。只见无尽的天穹下,是连绵起伏、远接太行的燕山山脉,坐北朝南如椅圈儿样的天寿山护卫着以长陵为中心的座座陵寝。群山中的雨水下来,形成了一个冲积小平原。1958年建成的十三陵水库波光粼粼。陵区东是蟒山,西是虎峪,由北而南龙凤门、石像生、碑亭、大红门、石牌坊依次排开。了解古代人文地理、环境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山形水势正合“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之意,既有山川大聚的龙脉气魄,又有藏风得水的宝密形局。
  长陵位于陵区中心,也就是天寿山主峰的位置,主峰三峰并峙,犹如皇帝临朝身后的仪仗。天寿山的仪态万方、回转起伏、生动鲜活与王者气魄完美体现了封建帝王陵寝“觅龙”的原则。长陵的主人是明成祖朱棣,它是十三陵的首陵。中国有句成语“来龙去脉”,原意是说,山形地势像龙的血脉一样连贯着。天寿山以太行为祖龙,它的主峰周围拱卫众多的山峰,而每座陵寝的“龙穴”又恰在这些山峰的脉络上,如大峪山下的定陵、石门山下的裕陵、聚宝山下的茂陵、阳翠岭下的永陵……从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亲自选定天寿山为“吉壤”建陵开始,十三陵经历了几百年的经营,特别是陵区德胜口、碓石口等十座山口军事防御工程的建设,使十三陵形成一个完整的皇家陵园体系。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坐上龙椅后的第五年,即永乐五年,明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朱棣的皇后徐氏在南京去世。此时,朱棣已在经略燕京,准备迁都,徐氏以及自己的“万年吉地”自然要选在京师附近了。那么,是谁发现的这块风水宝地的?据当地人说是姚广孝。有一年,刚刚做了皇帝的朱棣带领群臣勘察地形,他们走遍了燕京的山山水水,什么“珠窝”、“屠家营”,什么“潭柘寺”,不是地名不雅,就是风水不正。一天,他们来到黄土山(后改为天寿山)下的龙母庄,只听庄里鼓乐齐鸣,唢呐声声。一打听,说是一户人家在娶亲。永乐帝掐指一算,“今天不是吉日,娶媳妇为何选在今日?”一行人进庄来到娶亲人家,有人禀告,“隐士姚广孝算定今日真龙降瑞,大吉大利!”于是,皇帝召见姚广孝并封其为“选陵侯”,姚广孝为朱棣选中的正是天寿山。还有一种说法是《大明兴隆传》里铁冠道人献图并指引朱棣选定的。其实真正的卜陵人既不是姚广孝,也不是铁冠道人。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载:“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临视,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1409年)五月己卯作长陵……”
  康陵埋葬的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这位正德皇帝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昏庸透顶的皇帝之一,其一生有两件荒唐事倒是“流芳千古”———


  康陵:昏庸皇帝荒唐到死。
  康陵在陵区西北的莲花山下,现正在修缮中。来到十三陵,康陵值得一看。
  康陵埋葬的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即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这位正德皇帝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昏庸透顶的皇帝之一。他重用阉党刘谨等“八虎”,宠信钱宁、江彬等佞臣,假借微行和戡乱调戏、强占民女,15岁登基,17岁就建淫乐窝“豹房”,荒淫无度16年以致连个子嗣都没有。武宗一生有两件荒唐事倒是“流芳千古”。一件事说的是,他跑到口外一个小酒馆,被卖酒女孩儿李凤迷住了,调戏加强奸。李父回来不知坏小子是当今圣上,叫来官军擒拿。待弄明白流氓竟是“当今圣上”才慌忙跪倒求饶。武宗命将李凤带回京城的“豹房”,并为李父加封晋爵。可怜李凤刚被护送到居庸关,就从马上摔下来,死了。至今南口还有李凤墓。京剧《游龙戏凤》就是据此演绎而来。另一件事是说,正德十四年八月武宗假借平叛,实则率军到南方游山玩水。在清江浦一片水塘里划船玩耍,不想失足落水,并由此身染风寒终至不起(明熹宗朱由校也有这种怪癖,也是划船嬉水受惊而亡)。武宗死后葬于金岭,当地百姓管金岭叫莲花山,即“恋花山”,暗喻武宗一辈子拈花惹草。

  康陵坐西朝东,背后是五峰耸立的莲花山,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或隶或楷,或工整或舒展,或阴刻或阳凸,让人浮想联翩的城砖铭文。
  康陵在明末甲申年(1644年)曾遭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毁坏,出于对腐败朱明王朝的仇恨,他们放火烧了康陵明楼。明亡后康陵又屡遭劫难,特别是民国以后,兵匪祸害更甚。好在地宫未遭盗掘,宝城墙体基本完好,至今能清晰地看出城砖上的铭文。这些铭文标明的是城砖产地、时间和监造官府、官员姓名等。各类铭文几乎包含了我国汉字楷、隶、魏等各种风格的字体,有的肥厚敦实,有的笔锋遒劲,还有的类似瘦金体,和谐中透着飘逸。
  在城砖上镌刻铭文无疑是为了确保质量,一旦发现粗制滥造可以从窑户一直追查到相关政府官员。应该说,十三陵城砖的质量是上乘的,不然绝不会历经500年风雨仍岿然不动。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康陵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宝城外墙上有一些风蚀洞,说明虽为皇家造砖,质量也有高下,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现在的城砖有的完好如初,有的却已千疮百孔。
  康陵城砖的烧造年代从成化七年(1471年)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历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前后40多年。康陵城砖的产地主要是山东(济南府、临清州等)和江苏(应天府句容县、常州武进县等)两地。笔者曾看过一个材料,明朝从营造北京开始,城砖多是依靠漕运,所以砖窑多集中在运河两岸。那时,凡北上船只,无论官船,还是民船都必须按规定每船捎运城砖20块,以确保皇家用砖。透过这些铭文,我们似乎看到万千窑工脱坯、烧窑以及码头工人和船工不分昼夜搬运城砖辛苦劳作的场面。
  明朝有一位只坐了一个月宝座的皇帝,他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光宗从小就不为父皇神宗朱翊钧赏识,又几次险遭郑贵妃毒手,先是“梃击案”,后是“红丸案”,最终做了一个短命皇帝——— 网易

  庆陵:短命皇帝来不及选址。
  明朝有一位只坐了一个月宝座的皇帝,他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光宗从小就不为父皇神宗朱翊钧赏识,又几次险遭郑贵妃毒手,先是“梃击案”,后是“红丸案”,最终做了一个短命皇帝。因此,险恶的宫廷环境养成了光宗懦弱(郑贵妃几次加害均不深究,反为之求情)、避让(神宗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询为太子,作为皇长子的朱常洛从不力争)的性格。他一生的嗜好是贪恋酒色,以致“由此委顿”,郑贵妃派人送了一个“红丸”,就要了他的命。光宗死后与他合葬于庆陵的是王氏(天启帝生母)、刘氏(崇祯帝生母)和郭氏三位皇后。因为光宗登基一个月就“驾崩”,所以来不及选吉壤、卜寿陵。正巧,英宗复辟时被赶下台的景泰帝改葬京西金山,废弃160多年的景泰帝寿陵此时被利用起来,在原址建起了庆陵。 庆陵独特的排水系统和三座石桥在十三陵绝无仅有。笔者曾沿庆陵宝城西墙的排水明沟向东南方向探查,中间大约有60米是暗沟,在宝城和稜恩殿之间中心线东侧变成明沟,穿过陵园中心桥(三孔)向西,再转向南沿稜恩殿西墙到无字碑又有一座石桥(单孔),过此桥转向东还有一座单孔桥。至此,雨水从宝城经过五个大转弯才流出陵园。这段排水沟全长近300米,宝城外暗沟深1.5米,到陵园外已达3米,落差一米多,再多的雨水也不愁排不出。 庆陵的桥均为单联石拱桥,材质多为白石或青白石。最令游人称奇的是在桥堍(桥两头靠近平地的位置)和桥体缝隙中长出的形态各异的松柏。它们有的拱翻巨石,有的压歪桥基,然后挺直腰身蹿向蓝天。沿着排水沟望去,沟内砖缝中也是松柏成排,最大的两棵松树之间只有半米。酷暑时节,坐在桥上或沟边感觉冷风习习,参天古树,百年老桥,让人顿生思古之幽情、沧桑之感慨。
  崇祯帝在内忧外患中登上皇位,想“重振朝纲”,却无力回天,终落得自缢煤山,是昌平州商民募银200两,才草草下葬于田贵妃墓———


   思陵:亡国之君草葬贵妃墓。
  从十三陵的胡庄西行5公里,就到了思陵。与其他皇陵不同的是,思陵没有高大的宝城和明楼,也看不到神路和石桥。思陵的主人是亡国之君朱由检。准确地说,它不是一座皇陵,是早亡的皇贵妃田氏墓。崇祯帝在内忧外患中登上皇位,想“重振朝纲”,却无力回天,终落得自缢煤山,是昌平州商民募银200两,才草草下葬于田贵妃墓。如今的思陵是荒冢一堆,只一组精美的“石五供”(石雕供器)陪伴着这位“庄烈愍皇帝”。如果说今天思陵的文化价值,就应该是那几通石碑了。
  思陵共有三通石碑,陵园内明楼上一通,南墙外两通。明楼上的圣号碑上方篆刻“大明”两字,下方碑身大书“庄烈愍皇帝”。陵园南墙外的神道碑上方篆刻“敕建”两字,碑身为顺治十六年吏部尚书金之俊撰写的碑文,洋洋洒洒1500多字,字体为楷书,十分工整。距南墙20米还有一通碑。此碑上书文字已不太清楚,隐约可见“十有柒年……大明庄烈愍皇帝”等字样。但是,此碑雕刻十分精美,形象生动、华贵。
  思陵附近还有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这就是思陵的陪葬墓———王承恩墓。此墓在思陵右前方50米,如今只剩一个直径6米的土堆,但却完整地保留了三通石碑。王承恩墓坐西朝东,东侧第一通碑高2米,正面行书刻“王承恩墓”四字,右下方注“吴下倪钦题”。此碑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基座四周浮雕十分生动,表现题材为“龙马负书”、“犀牛望月”等神话传说。第二通碑高4米,碑文800字,为清顺治帝(顺治十七年)亲自撰写。紧靠墓前的碑高2米,碑文240字,是顺治二年营建思陵时,顺治帝为褒奖王承恩“贞臣为主,捐躯以从”撰写的。此两通碑均为正楷书写,字体匀称、端庄,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这样算来,思陵共有六通碑,其中有五通碑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明末历史信息,而且从“故明累臣”金之俊,到大清开国天子顺治爷,都是当事人。他们对明亡说了些什么呢?
一曰“有君无臣,祸贻帮国”。总之,皇帝是好皇帝,只是没有好臣子。他们说崇祯帝是个“孤家寡人”确实不错。李自成破城时,崇祯击鼓聚群臣,一个人影也没到,只有王承恩“陪缢于旁”。但是,崇祯帝心胸狭窄、刚愎自用,特别是不辨忠奸是他致命的问题,有再多的袁崇焕也辅佐不了这样的皇帝。
  二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顺治作为入主中原的第一位清帝,对明廷的腐败看得更清楚:“戴縰垂缨之士,在平时则背公树党,遇难则苟且偷生。”“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他对于国家“治、乱”关乎“兴、亡”感慨颇多,“乱必亡”的道理讲得很深。 三曰“弭寇必以安民为本,安民则又以知人为本,盖永为君若臣民宝镜哉”。金之俊和顺治都分析了明末  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成因,即天灾人祸失了人心。消弭人祸先要安抚人心,而能安抚人心的人,必要知人善任。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警世箴言,仍有振聋发聩、悲歌慷慨之感。从宏伟的长陵到壮阔的永陵,从正在修缮的庆陵到荒冢一堆的思陵,我们捧读的是一部文化大书,一部明王朝的兴衰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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