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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墓室里的明代风云(周定王)[图]

文章作者:首席记者李红军文图 文章来源:河南日报报业集团2006-08-15  点击:15121 发布时间:2007-1-6 18:31:52 [评论]

禹州农民的大发现
  

  到禹州写周定王墓,是省文物局孙英民副局长的建议。不久前,记者到省文物局了解有关河南“新国宝”情况,其间孙英民副局长谈到了周定王墓,他说,这次虽然因为一些原因周定王墓没有评上“国宝”,但那真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物,是全国墓葬里建筑形制很有特色的一处所在,非常值得写一写。
  身为文物局副局长,又是考古专家,所见可谓广博,所识可谓精深,能够对周定王墓赞誉有加,这说明周定王墓确实不一般,而这也让本是禹州人的我感到汗颜,因为,在此之前,记者对周定王墓的了解几乎为零。
  不敢怠慢,暂时放弃了手头的其他活儿,即时赶往禹州。
  出禹州东北行20多公里,便到了禹州市无梁镇,镇内有一座山,叫老官山,明代叫做钧州明山,又称太白山,再往前追溯叫具茨山脉。
  据说,这里历史上是轩辕黄帝进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地方。
  站在老官山上远望,西部是层峦叠嶂的嵩岳余脉,烟霭缭绕,不见所终;东南方向是广袤无垠的豫东平原,阴霾之下,只能靠想象走进云深不知处的浩茫无边远方。左右两侧,山冈逶迤起伏,犹如大鹏展翅,左侧是青龙岭,右边是卧虎山,主峰老官山坐西向东,和左右两山自然延伸为罗圈椅形,又若一个端坐的巨人,两手自然延伸为两山,肚腹便是那中间绵延而下的太白崖。诸山之上,有颇具人文特色的“龙拉磨”、“公鸡嘴”、“母鸡嘴”、“龙炸窝”、“玉皇洗脸池”、“虎歇洞”、“太虎石”、“古槐树”、“山泉树”、“夜明观”等自然景观。几道山岭绵延而下,在山脚形成一个葫芦谷地,当地人称“老龙口”,俗称“莲花盆”。谷口两侧,山峰耸峙。谷外右边的山峰人称“太虎石”,颇似不怒自威的老虎,雄踞之势,似随时欲咆哮而起;左侧山峰宛若老龙头,其看似静卧,却生发着不尽的神形,仿佛一转眼便要擎天一冲,两山之间突兀一圆形山包,形成一“龙虎戏珠”之势,山口正对着东面陉山主峰。
  这便是周定王墓之所在了。
  按风水学来说,这里真是个难得的风水宝地,地形地势正符合中国传统的“枕山面屏,气聚风藏”的风水理论,当地人称为“青石寨,红石门,头枕金字石,脚踩莲花盆”。
  600多年前,一个明代就国开封的藩王——朱橚,把自己埋葬在了这里,也把一代明史埋在了这里。

  犁地犁出个周定王墓
  如果对明史没有深入了解,初听到周定王时,你很容易会误解为公元前的那个周定王,点开百度搜寻,你会翻到这样一个条目:
  “周朝国王。周定王姬瑜从公元前606年乙卯至前586年乙亥年执政,在位21年。诸侯国先前对周王还有一些尊敬,可是至周定王时期,大诸侯国对周王朝已无尊敬可言,中央权力继续削弱。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楚围宋时,造成‘易子而食’的惨剧,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并阻碍了人口的发展。诸侯争霸是以百姓的生命和生活为代价的。周定王崩后,其子简王夷立。”
  “周定王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封藩于古都开封,被封为周王,谥号‘定’,因此,其墓穴被称为周定王陵。”前往周定王墓的路上,陪同记者采访的禹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李涛科长说,“周定王陵,位于老官山东麓的一个缓坡上,坐西向东,是由砖、石构筑而成的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的地下宫殿建筑群,建筑时间长达14年。因为他一生没有实现称帝的愿望,晚年决心要建一个比皇帝陵墓还要大的墓穴,所以,其墓室建筑气势恢弘,建筑面积达1970平方米,比北京定陵还要大。它是十三陵的缩影。整个地宫由墓道、墓门、南道及前、后、中、左、右五组砖、石拱券殿堂组成,停放周定王灵柩的正殿是地宫的主体部分……大殿后壁并排有4个王妃洞,门额上有富丽堂皇的屋檐装饰。正殿内的青石门,光滑庞大,现在基本保存完好。在周定王地宫前方,还有一个周定王的妃子陪葬墓,这个墓更是建筑艺术上的精品。整个墓用砖、石拱券成,环廊形穹隆顶洞,在‘环’的外壁修建了17个距离相等的单体墓室和一个与这些墓室形状一样的墓门。整个建筑风格独具匠心,是国内迄今发现的独一无二的环形墓冢。”
  也许是老天故意卖关子,急切地想一睹周定王墓的记者,被堵在了无梁镇上的豫S103道上,这一天紧挨着这条道的一个村庄逢集会,把路占去了一大半,早上出发,直到正午才来到周定王墓。
  早就等在这里、据说与墓区有着不解之缘的赵天水先生,领着我们走向周定王墓。
  站在周定王墓前,环顾四周,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风水”。
  太神奇了!墓是依山而建,其上有天然的山包,做了墓的“穹”,两边,一左一右分列着两道山,蜿蜒而下,在山下不远处合围,分明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圈椅,山前,隐约可见一道山,那正是陉山,它就宛若椅前的案几。
  所以当地有说法为:“头枕‘金字石’,腰铺莲花盆,前堂城隍庙,脚登夜明珠(陉山)。”
  走到墓室前,只见墓门上镌着“周定王陵”四字,显然是后人的“杰作”,禹州市的文物专家教之忠先生说:“这样写是不对的,只有帝王的墓葬才称陵,周定王墓葬应该是墓,是老百姓把墓升格了,也许是他们太看重这个墓葬了。”
  站在墓门前,赵天水说:“当初,就是在这里发现周定王墓的。”
  发现墓葬,是一个偶然。
  1938年,王家村一个叫乔黑的老汉在山坡前犁地,突然,牛的一条腿蹬出了一个窟窿,牛腿也陷进了窟窿里,等把牛腿拔出来后,乔老汉将长长的牛鞭杆儿伸进窟窿里,竟伸不到底儿,乔老汉就找来村里的年轻人,将洞一点点挖开,原来是个墓门。
  乔老汉犁的地,其实就是周定王墓前甬道。发现周定王墓,在当时成了稀罕事儿。“据老辈人说,当时我们这里人山人海,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十里八乡的,几十里外的,都有,进去的人也不知看到啥没有,直说漂亮,惹得更多的人想进去看。”赵天水说。
  也就在那时,人们发现,并不是他们首先发现了这个墓,打开一个个石门,走进墓的大殿,人们看到了墓室上方的盗洞,不知何年何月,什么时候,周定王墓已被人盗过了。而村里人此前竟没有察觉。
  “当时人们传得很邪乎。”76岁的教之忠先生说。
  那时教先生才几岁,但因为家就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经历了这个过程。
  “进去的人说里面有一里多长,还有群众传里面有戏台子,还在唱戏,但戏台子和观众席隔着一条河,过不去,走不到戏台子前看。当时没电,个别有钱人有电筒,大多数群众都是点根麻秆儿进去看的,哪里看得清里面的东西?况且,依当时人们的认识,进入墓洞,就够害怕了,哪里还能看得清?”
  洞里到底有些什么,成了一个谜。
  这个谜底在墓被发现了20年后的1958年,被当时的禹县县委书记揭开了。
  也许是因为传说墓里有河的原因吧,当时的县委书记认为墓里既然有水,不妨把它打开,用里面的水浇地,造福人民。于是,就动用80个劳教人员扒开了墓道,哪承想,里面仅有很少的水,根本不能浇地用。但既然打开了,干脆让人们参观吧,有人看时就卖票。
  很多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是神秘,越吸引人去追寻,一旦这神秘失去,反倒没人有兴趣了。
  墓没有打开的时候,因为传说,人们急着进去看,但墓打开后,真相大白了,没人看了,因为没人看,也不卖票了。从此,墓又被冷落起来。

  挖红薯窖挖到“娘娘坟”
  周定王墓被冷落后没几年,老官山下的王家村,再次成为十里八乡的关注之地。
  而这次被关注的中心人物之一,就是赵天水。
  或许因为印象太深,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时发生的那件事,仿佛烙在了赵天水的心里一样,至今清晰可触。
  那便是本来和周定王墓一体的嫔妃陪葬墓,当地人称“娘娘坟”。
  “那是1963年。”赵天水说,“那一年的农历九月,我才9岁,帮父亲在俺家院子里挖红薯窖,挖到一定深度时开始挖拐洞,娘娘墓就是在挖拐洞时发现的。我在挖拐洞挖出1米左右时,挖到了老青砖墙。要按说,这样的砖砌出来的墙在我们村附近经常见,便没怎么当回事儿,就把砖墙打透了,哪想到这砖墙竟有4尺半深,那砖坚硬、光滑,很难打,我父亲就一个人拿钎子打,打着打着,猛一下空了。我父亲就用力往外拉钎子,钎子拉出来后,只见打通处,发出一声怪响,并冒出一股气来……”
  赵天水说,当时他父亲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打开后的两天时间,就没再管它,怕是有什么不祥的东西。
  “没想到是古墓?”记者问赵天水。
  “哪想到,我父亲只是好奇,想让跑跑怪气。”赵天水一脸无辜,“后来知道是娘娘墓,很多人猜想我们家肯定有好多值钱的东西,有的传得还很邪乎,说我们家弄到了金盆、夜明珠,哪能呢?”
  打出一个口子两天后,赵天水的父亲赵国章又慢慢用钎子打开一尺见方的一个洞,因为口子太小,让当时只有9岁的儿子赵天水爬进去看个究竟。
  赵天水拿着父亲递给他的点着火的麻秆儿,探头进去,发现了齐脖深的棺椁,下面的棺床也有20厘米高。
  进到墓室后,赵天水看到了墓室上方的一个大孔,那便是盗洞。
  赵天水从窟窿里钻进去,看到了棺材下面精美的装饰,但就在他双脚落地的时候,一双鞋子淤在了泥里。
  再往前,是一大堆土,站在土上可以摸着墓顶,再往前行,下了土堆,还是淤泥,陷在淤泥里的赵天水,除了手里点着的麻秆儿有限的明火外,墓里一片阴森,有一股逼到人心里的透骨的凉,脚站泥里,前方是无边无际、不知所终的夜的海,赵天水害怕了,他惶惶地爬出了洞。
  “我从墓里出来后,跟父亲说了,我父亲又跟我三叔说了这事儿,我三叔赶紧去公社(当时不叫乡)里汇报了这事儿。”
  当时公社里管文化的教之忠先生听说后,也不敢怠慢,把发现古墓的事儿向县里作了汇报。
  几天后,教之忠先生赶到赵天水家里,考察了一星期。
  再后来,这个墓的事儿,就这样搁在了那儿,没人管了。
  但赵天水家可没消停,因为知道他家发现了古墓,因为盛传他家挖出了夜明珠、金盆、银碗,很多人就想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墓,潮水般涌到赵天水的家,白天黑夜,人流不断,吵得赵家人白天晚上休息不成。
  赵天水家里人烦了,一再跟领导央求把墓给填住了。
  周定王陵位于老官山东麓的一个缓坡上,坐西向东,其上有天然的山包做了墓的“穹”,两边一左一右两道山蜿蜒而下,在山下不远处合围,分明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圈椅,山前,隐约可见的是陉山,按风水学来说,这里是个难得的风水宝地,因此当地有说法为:“头枕‘金字石’,腰铺莲花盆,前堂城隍庙,脚登夜明珠(陉山)。”

发现给人留下一个个谜团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提倡“厚葬以明孝”,每当皇帝死去,不惜用大量的财力、人力为其建造巨大的陵墓。这些陵墓是中国封建时代对灵魂信仰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同时,这种动用国家力量建造的陵墓,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科技水平和建筑工艺水平,是中国丧葬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建筑典范。

  嫔妃陪葬墓,当地人称为“娘娘坟”,位于周定王墓地宫右前方四百米处,是周定王的王妃及宫人的陪葬墓,由墓道、甬道、圆形环状廊洞及十七个单体墓室组成。图为嫔妃陪葬墓墓道局部。


  明朝皇子王孙的墓葬也不例外,享受着当时最时尚最高等级的一切:厚葬——从日常用品、服装、配饰到家具莫不如是,只要他们不出什么大的差错,或者说,只要不是有特殊的原因,他们去世后都将拥有极为丰厚的随葬品。
  别处出土的有关朱元璋皇子藩王的墓葬,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如益庄王朱厚烨墓,就曾出土9件金镂宫殿,在一二寸见方之内,以金片、金丝制成层楼高阁,内有仙鹤、人物;同时出土的小金冠则以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缀而成,并嵌数十颗珠翠宝石,两侧插有束发用的金簪,工艺精美;而出自益定王朱由木墓的玉香笼雕有缠枝梅花、怪鸟异兽,堪称稀世珍宝。
  周定王墓里究竟有什么随葬品,由于破坏严重,成了永远的谜。
  其他地方的出土,多有金玉器具,但周定王墓一件都没有遗存,是周定王原本就俭朴不尚厚葬,还是墓葬里的金玉器具被人盗掘了?
  另外,周定王及陪葬王妃们的棺椁都是琉璃瓦外棺,是否表明周定王对于禹州制瓷的一种推崇?
  客观来说,周定王的墓应该很不一般,相对于其他藩王,他地处中原,又多受皇帝赏赐,经济实力要强大得多,从人们最初对周定王墓的发现来看,也能感受到这个墓葬不一般。
  它的整体形制,尤其是它的地宫建筑规模宏大,比定陵还大;从当初进去的人们所见来看,他们除看到里面腐烂的残骨外,还看到很多价值不菲的香樟木棺材片儿,而墓室地面都是汉白玉铺就,光滑整洁,前墓靠近门的地方还有一个两吨重的大石球,据说那也是汉白玉的。
  当时十合青石大门完好无损,仅券砖每块重达25公斤,全部是水磨砖,砌出来的缝一墨一线甚是严密规整,瓷砖瓷瓦装饰很是华丽。
  据说,定王墓建成后,害怕施工人员泄露墓里面的秘密,所有建墓人员被集中到府城隍庙南200米处的深沟中杀死。直到现在,那里的人们还把这条沟叫做“葬沟”。
  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周定王墓里的东西非一般墓葬所比,但如今,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

  一个让人心痛的“发现”
  应该说,周定王墓的发现,让600余年前的那段历史又走回到现实,但也正因为它的发现,又让一段历史变得遥不可及。
  如果说,盗墓贼的盗掘,是对这座珍贵墓室的罪恶践踏的话,那么上个世纪再次被发现后,一些人对墓葬的随意打掳,则是对这一墓葬的无意破坏。
  客观来说,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一个时代的错,是一个缺失了文化的时代的悲哀。

  文化是繁盛时代的文化,文物是文化时代的文物,在一个不尊重文化的年代,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
  “原先周定王前墓室里有一个汉白玉的大石球,摸上去像绸缎一样光滑,一个村民想用它做桌面,就将球砸烂了,但砸烂后,怎么也做不平,结果桌面没做成,球却从此消失了。”如今,视周定王墓为宝贝的赵天水不无遗憾地说。
  “当时,周定王墓里有很多香樟木的棺材片儿,大老远就能闻到浓浓的香气,后来不见了,我最后见到这样的香樟木也是在几十年前,是在一户农家看到的,这户人家将大块的香樟木做了一个小方桌,我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存好,可后来我再去时,已经看不到了,他们把它当柴烧了。”教之忠先生也不无遗憾。
  禹州有关方面曾经设想照原样恢复周定王的棺椁,但按现在最低的估算,需要几千万。
  至于“娘娘坟”里的绿釉琉璃椁,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队建库房时为防潮,就把墓室里的棺椁砸成小片儿,从赵天水家的红薯窖里一点点运出,当地板砖用了,有的群众干脆将这些琉璃片儿砌在自家的茅坑里和屋院墙上。
  最初发现“娘娘坟”的时候,人们看到棺椁里的暗红色底儿的寿衣,就想将衣服拿出来,但打开棺一摸,寿衣成了齑粉。
  “人们真正认识到周定王墓的价值,应该是在1977年。”教之忠先生说,“当时禹县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城,这应该说是当时禹县人的骄傲。但外人来了,让人家看啥?禹州人心里没数。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有周定王墓、逍遥观和县城里的锁蛟井,但通过比较、调查,有开放价值的只有周定王墓和‘娘娘坟’。”
  确定了目标,教之忠对周定王墓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考察,他运用调查考古的手段,确定了墓门,并挖开了墓道。
  墓道打开后,人们蜂拥而至,根本不知道保护墓室环境,不得已,1978年教之忠再次来到周定王墓时,以文化馆的名义立了一个“不准随便入内”的警示牌。
  但这样的一个牌子没有一点儿制约力,人们该咋进还咋进,该咋破坏还咋破坏。无奈,1981年,教之忠请示有关部门,勒令将红薯窖口封住,又写了一个牌子:“保护文物人人有责。”
  这一搁,又是十年。
  1991年,人们开放搞活的意识强了,王家村的书记就找到教之忠说:“我们想打开墓室,对外开放!”
  后经许昌市批准,进行周定王墓开发,但后来,那书记下台了,开发的事又搁置下来。直到赵天水当上了支书,周定王墓葬群的嫔妃陪葬墓才真正打开。
  “我1994年接任支书后,就着手发掘‘娘娘坟’,搞旅游开发。我们清理出‘娘娘坟’墓道的土,倾全村之力,整整用了七天七夜。当年我们就建成开放,每人一元钱的票价,除掉工人工资,一年纯利润是8000元,当时那是不得了的纯收入啊。”赵天水说。
  而随着开发的进行,“娘娘坟”里的构造暴露在世人面前。

  让人叹为观止的“娘娘坟”
  嫔妃陪葬墓,当地人称为“娘娘坟”,坐西向东,位于周定王墓地宫右前方400米处,是周定王的王妃及宫人陪葬墓。
  2006年数伏的第一天,记者来到“娘娘坟”,沿着墓道走进墓室,确实感到了一种震撼。
  一个个齿轮样抑或张开的花瓣样的墓室,次第呈现在你面前,也把疑问呈现在你面前。
  这样的结构,肯定是有些寓意在里边的,但那寓意是什么?
  那状似齿轮的设计,莫不是在喻示着这些曾与周定王患难与共的女人们的情义?莫不是铭记着贬谪云南的艰苦日子?由此看来,周定王是很重情义的,因为在云南的岁月里,这些女人与他共患难,即使死后,他也没忘将她们带到自己身边。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38岁时,或许是性情中人的缘故吧,人到中年的朱橚丝毫没有想到宫廷的诸多规矩,就在这一年,他回到早年驻守过的凤阳游玩。要说朱橚也是点儿背,仅这一次游玩就给别人留下了口实,也给他带来了“擅弃其国,来居凤阳”的罪名。按照明制,未经皇帝允许,各藩王不得擅离封国。朱橚此举,显然是目无明制的僭越行为,这让朱元璋大为震怒,决意将其“谪云南”,后经大臣讲情,才改留京师,以示惩罚,由此,朱橚在朱元璋心中大为贬值。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橚47岁。当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刚刚驾崩,明惠帝一继位,就以周王(谥定,也称周定王)朱橚有不法行为为由,命曹国公李景隆率兵到河南开封,围住王城,将周王朱橚削为庶人,将王府僚属统统拿下,迁到云南。
  而这次变故,成为朱橚新的命运的起点。
  实际上,虽然从小就深得朱元璋的器重,但朱橚并不是父亲的最爱。相比之下,朱元璋对长子朱标似乎格外青睐。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就封朱标为太子。无奈,朱标命短,早早死了。朱标死后,朱元璋并没有从诸子中另选太子,而是选朱标的长子、他的长孙朱允炆继承皇位,称建文帝。担心诸子不服,还特为朱允炆设锦囊妙计,将一个小匣子交给朱允炆,嘱咐他“有急难之事可开之”。由此不难看出,在朱元璋心里,朱橚地位很是有限。
  客观而言,朱橚被整,有点儿无辜,但谁让他握有重权并无干预朝政的野心呢?谁让他占据中原之利、有当皇帝的条件而心地敦厚、无篡夺皇位之心呢?
  初当皇帝的建文帝,应该说是不自信的,但他审时度势,认为和叔父们相比,自己还嫩了点儿,不足以震慑叔父们,所以他害怕叔父们夺他的江山,怎么办?削藩是保住自己皇位的最好办法。从谁开刀呢?他看中了周王朱橚,因为他看准了周王的软肋——有大志,但心地柔软,难成也不忍心成大事。
  客观来说,当时周王朱橚是各藩王当中最强的,位居中原,实力雄厚,地位显赫。同时,他又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因而有大臣建议朱允炆说:“诸王之中,燕王素有大志,手握重兵,不可操之过急,宜先剪断其手足。”于是建文帝就对朱橚动了手,以莫须有的罪名,废周王为庶民,贬到云南。
  “这里陪葬的17个女人,应该说都是与周定王有关系的女人,都是在周定王被贬往云南时,无怨无悔地陪伴他、有恩于他的女人,所以周定王准许她们死后葬在自己的墓地里。”教之忠说。
  从墓葬中发现的墓志铭得知,该墓所葬的17个人的身份分别有:故妃左氏、大明周府故妃陈氏、田妃、旧王妃、故宫人钱氏、故宫人李氏等,其葬具全是木棺外加一琉璃釉瓷椁。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毁了。
  嫔妃陪葬墓地宫距地表6米多,是采用同穴分室的形制营造的,由墓道、甬道、圆形环状廊洞以及17个单体墓室组成。每个单体墓室前都有一个牌位,17个墓穴中,每位葬者都有一套同样大小的墓志石、志盖和志铭。比如其中有一个志盖为“故妃倪氏之墓”,志铭为“大明周府妃倪氏圹志铭”:
  妃倪氏,讳妙定,湖广茶陵县人,父讳安,母任氏,乃盛族之家也。生于元庚子年正月二十九日,长时性资纯粹,聪慧异人,父母爱其善,抚教内治之义,雍容宽裕,孝敬慈祥,于是早年膺容德之选,居于宫阃(Kun),小心谨慎,事上能尽其礼,和同列,待媪御,咸得其道。生有一女,受封为南阳郡主,选张义为仪宾,由是荣享有年。何期禀于天者有命,一旦遇疾,医治弗痊,遂逝于永乐十八年庚子正月十一日,享年六旬有一,以年十一月二十日葬于钧州明山之原。谨述其行,以镌于石,敬为铭曰:惟妃德性,天赋之姿,选居宫阃,恪循内仪,事上尽礼,抚下仁慈,曷期一疾,遽然逝之,玄宫已备,安葬有期,谨述志铭,永置于斯。
  而个中又有些让人费解之处,比如“旧王妃”究竟所指为何?如果是复姓,显然没有这个姓,如果旧就是指现代的简化字,显然明代还没有,如果不是简化字,那又该如何念,所指是啥?如果按现在的“旧”念,那么既然有“旧妃”,说明还有新的,“新妃”在哪儿?
  嫔妃陪葬墓墓道呈斜坡状,长三十余米,宽三米多,是穿过山体开挖而成的。
  墓道和甬道之间没有墓门,原砌有封门墙,上方砌筑有三顶门楼装饰。甬道位于墓道西侧,用磨光青砖砌券而成。墓室位于甬道的西部,是用磨光青砖砌筑而成的一个大面积圆形环状廊洞,墓室中间为一直径十一米多的中心柱。廊洞宽4.4米,高4.8米,外壁周长约70米,外壁上等距离地建造着十七个单体墓室,这些墓室长3.6米,宽2.3米,高2米,均用磨面青砖砌券。
  内圆的砖都磨过,一圈下来,自然弯曲过渡,不留一点儿痕迹,砖缝都是一线缝儿,这样的建筑特点,即使现在的工人用最现代的工艺去做,也属不易,周定王时又是怎么做的?费了多少工夫?
  周定王嫔妃陪葬墓的发现,留下了让人无法破解的谜团。

堪称中国之最的周王墓室

 

  周定王墓采用凿山开穴后以砖石拱券的办法修建而成。是全国同期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地宫。如今周定王墓已成景区。

  风水学是中国古往今来独特独有的一种文化,和预测、占卜,是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玄文化之一,理解不同,人们对其也存在迥异的认识差别。
  你可以把它当迷信,但也可以把它当作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个枝丫。无论怎样,这种文化一直存在着、发展着、应用着,据说,日本还要将风水学当作其本国的文化进行“申遗”,要把中国的这种文化据为己有。
  风水是什么?说到底是人们对于居住的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一种让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到安慰与和谐的环境。从一定程度上说,风水也是一种科学,它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作一种重要的追求。
  风水涉及住宅、墓葬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统称为“阳宅”。
  明代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其时,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很大的发展,各种有关风水的书籍频频问世,譬如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阳宅指南》等,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各派风水对住宅的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一套指导原则和避凶就吉的方法。
  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的明十三陵,为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朱棣让风水先生在北京昌平境内艰苦调查,找到了这一片神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先后把陵墓建造在这里。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自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西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
  用风水理论来看,禹州周定王墓所处的老官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墓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东远处一直伸展到陉山后的黄淮大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也算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是天造地设的墓葬吉壤。
  由牌坊入内,一路走去,你便可以领略到墓室建筑与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的用心设计。

  代表明代建筑艺术的周定王墓
  完整的周定王墓,应该是包括了周定王墓和距它四百余米的嫔妃陪葬墓。
  嫔妃陪葬墓,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周定王墓也留下了让人无法破解的谜团。
  查阅历史,所有典籍中,没有看到周定王正妃的记载,而墓葬发现也没有周定王正妃墓,而按照明代的政策,周定王正常应该是一正两次妃,但正妃或者说周定王的老婆是谁?其又葬在哪儿了?
  已发现的周定王墓志中记载,其时殉葬有六个妃子,但墓室里有八个小墓室,两个却是空的,这是为什么?另两个墓室葬的是谁?
  也许埋葬时这便是一个谜,也许是后来盗墓贼将其彻底破坏了,这就让后人很费思量。
  走进周定王墓,感受到的是一种宏大和精美,一种气魄和雄伟。
  周定王墓采用凿山开穴后以砖石拱券的办法修建而成。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它是全国同期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地宫。墓道呈斜坡状,长60米,宽6.3米,深10米,是在山体的岩石上开凿而成;甬道位于墓道的西部,与墓道之间由墓门衔接,下部用磨光的大青砖平砌,上部用小砖券筑而成的拱券形甬道。前室位于甬道西部,与甬道之间由墓门衔接,下部为磨光条石,之上用磨光大青砖平砌,上部用小砖券筑。四个耳室,位于前室的南北两侧,由墓门与前室相连。其下部为磨光条石,之上用磨光大青砖平砌,上部用小砖券筑。
  中室位于前室西部,是墓葬的主体部分,高出前室1.6米,由前室登七级台阶可入此室。该墓室呈横长状,其下部用长方形磨光条石,之上用磨光大青砖平砌,上部用小砖券筑而成。该室后壁正中有一壁龛,龛内原放置一直径约0.7米的球状白石(究竟为什么设这个,至今人们还弄不清楚,石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后室四个,位于中室西部,其下部用长方形磨光条石,之上用磨光大青砖平砌,上部用小砖券筑。
  墓室都是磨光青石,门额上方嵌有仿木斗拱和用琉璃瓦砌筑成殿堂的屋檐式样,并施以彩绘。
  周定王墓地宫建筑工艺考究,所用砖石均经过精工琢磨,砖石之间用米粉灰浆灌注,异常坚固,在历经了600年风雨之后,仍能保存完好,成为研究明代建筑艺术的一处非常珍贵的实体资料。
  相对定王墓,嫔妃陪葬墓,其地宫的形制设计是亘古少见的奇特造型,可称全国之最,该墓采用同穴分室的形制营造,由墓道、甬道、圆形环状廊洞及十七个单体墓室组成。该墓墓室中间为一直径11.4米的中心柱,墓室外壁上等距离地营建着十七个单体墓室,而这十七个单体墓室所葬的女性均头向中心柱,该墓是用经过精细琢磨的砖砌筑,砖与砖之间则用米粉灰浆灌注。
  嫔妃陪葬墓用青砖圆环双曲拱券覆盆状,设计构思精巧。内部圆环形廊道高、宽能容众多亲眷和力工安放载重棺椁灵柩,且先后葬序互不干扰,为多次殡葬预设了完善的条件。建筑工艺复杂精密,建筑内部所有砖砌表面规整,视觉光滑,各面灰缝的直、弧等多种线条纹丝不差,浑然天成,巧夺天工。历经600年,经山体重压、风雨侵蚀,内部除有盗洞的破坏痕迹外,不见丝毫裂缝,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据考证,在周定王墓山门北侧百余米、两山合围的地方,原本建有府城隍庙,庙建于明代宣德年间。
  据传说,周定王死后,鉴于周定王府距离禹州明山路途之远,为了途中安全乃至平稳,周王府的城隍奉圣旨护送周定王灵柩到明山安葬。
  但安葬完毕后,因为没有召回的圣命,城隍就留在了明山。
  其时,周定王墓上空有白云一块,持续数日,久久不散,当地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更不知道那恋恋不舍的、眷留此地的白云就是城隍,只是惊奇地相聚探望。
  直到有一天,城隍托梦给当地绅士,人们才知道是咋回事儿。在那个绅士的梦里,城隍说:“我是府城隍,奉皇上圣旨陪同定王灵魂送葬。但是,有圣旨差遣却无圣旨召回,我现在无安身之处,请求绅士给我建一座庙,我就住在这里了。”
  看来,所有的神,无论大小,其根底也是在人间,在于人间的敬奉,人间的恭卫,舍了人间,神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得了府城隍梦的绅士于是发动民众集资,收地五十亩,为府城隍建了一座庙。四合院,琉璃瓦,上房大殿,殿内塑府城隍神尊,予以供奉。院内立碑,铭文记载,并招两名道士守护。
  现在,府城隍庙只停留在当地人一代传一代的记忆里,遗迹只剩下碑楼,内有明代嘉靖皇帝派员致祭的“七世叔祖周定王”的祭祖碑。

  关于周定王墓的民间解读
  在周定王墓正上方700米处,和周定王墓在山岭走向为同一轴线的地方,有一奇石,叫“金字石”,当地人说,如果周定王占有的是金蝎之地,金字石便是金蝎翘起的尾巴。
  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从周定王墓上穿过,直达山顶,而这条青石板路有2100多级台阶,爬过这让人生畏的台阶,突兀在眼前的,便是金字石了。
  登山近前细看,只见金字石上面刻有许多周定王后代登山祭祖的留言,如:“叔父王登此明山之山巅。”
  石壁上刻有“皇明第四代周藩永宁王登此明山”,“皇明第六代永宁王拜。四年皇上允登谒”等。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明朝朱氏后代的王侯祭祖登山刻字留作纪念的重要见证。
  金字石背面平台上有一星形图案,神秘莫测,另有三个大字“金刍狗”,有人认为,它是专为周定王看墓而存在的。
  据说这三个字原先是用金子做的,因而叫“金字石”。传说字成后,很多人觊觎字上沉甸甸的金子,但有说法为:要想取下这几个金字,需要一百个活人头。言下之意,如果没有一百个活人头,硬要取下来是要遭天谴的。
  “很多人看了,只能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陪同记者采访的赵天水说,“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南方人,南方人精明啊,他到了这里,仔细看后,郑重地跪了下来,头触地磕啊拜啊,整整磕了一百个响头,然后取下了那几个金字,回了南方,从此,这几个字就少了含金量。”
  下山的路上,赵天水指着周定王墓周围说:“你要说迷信吧,这是个实事儿,你要说不迷信吧,又解释不清。”
  赵天水说的奇怪事儿是老官山下周定王墓区的蝈蝈不会叫。
  为什么不会叫呢?当地百姓传的是,朱橚建墓期间,带领娘娘前来观看。看后,他和娘娘都很高兴,心里感激风水先生给他们寻了一个风水宝地。
  但就在他们走上山顶时,忽然听到漫山遍野都是蝈蝈的叫声,娘娘心生烦躁,叹气说:“生前在宫中喧嚣,难道死后还要受蝈蝈打搅?”哪知话音刚落,所有的蝈蝈便寂然无声。从此,老官山下就再也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了。
  奇的是,只要出了周定王墓区,山下的蝈蝈叫声依旧。
  有人不信这个“邪”,专门把府城隍庙前会叫的蝈蝈逮来放到周定王墓区,但不到三天,这些蝈蝈便会死去。直到现在,这里的蝈蝈还是不会叫。
  因为周定王的存在,当地人还把一些自然地貌赋予了神奇的含义。
  比如位于周定王墓左边两公里处的山崖上的龙炸石。
  这也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的是周定王朱橚下葬时,太上老君走到这里,看见半山腰中压着一条苍龙,已有500年之久,应该放出归天了,就动用仙法,说声“开”,那山石轰的一声,炸开一个石洞,洞口两块儿大石滚下山来,从洞中出来一条苍龙,先跪拜太上老君救命之恩,后腾空升天而去。从此这个石洞被称为“龙炸洞”,滚到山下的两块大石头就叫“龙炸石”。现在还有石洞一个,巨石两块,石头上有龙的爪痕存在。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周定王朱橚下葬时,葬礼官刚说声“时辰到”,墓室左侧一条青龙腾空而起,右侧一只猛虎咆哮而出,天上正飞的一只老鹰刚好嘴里叼着一条鱼,惊吓之下,鱼脱口而落,而那鱼正掉在鼓上,此时一只奔跑的兔子惊骇之中撞到了锣上,几下巧合,当地留下了一种说法,周定王下葬:“兔子打锣,鱼打鼓,龙上天,虎蹬山。”

周定王的悲情人生 
   

  

图为周定王墓中室

  朱元璋建国后,为拱卫中央和确保朱家天下能够万世千秋,“封建诸子,期在藩屏帝室”。同时,还让藩王掌握一定的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燕王朱棣为首的几个藩王更是手握重权,并由此形成一整套的宗藩制度。
  朱元璋把天下分给皇子王孙,让他们当地方藩王,到全国各地去建立“千秋业绩”,以共同来“夹辅皇室”。
  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太知道人的重要性了,一口气要了40余个子女,按他的理解,至少,这几十个子女可以信得过,把天下分给他们,再怎样也亏不到哪儿去。
  按照明朝的制度,其宗室分为八等,即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皇子封亲王,亲王封号均用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荆”等。亲王死后,按例谥一字,如“恭”、“献”、“定”等。亲王嫡长子年至十岁可以立为王世子:授金册金印,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一品官,他们是亲王位号的继承人。
  但朱元璋这样做,副作用也很明显,正所谓“明之亡国,其半亡于宗藩”。
  到明后期宗藩人数庞大,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就像清初“天下赋半耗于三藩”一样,各地的宗藩消耗了明朝大量的赋税收入;宗藩占有和兼并大量的土地,一方面削减了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引起社会的动荡;宗藩依仗特权横行不法,特别是自万历年间允许出仕后,更是恣意妄为,激化了阶级矛盾;宗藩与皇统之间的特殊问题造成的政局动荡,弱化了明政府的统治机能,如嘉靖时的“大议礼”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导致神宗数十年不朝等。
  给人的感觉,一部明史就好像朱元璋皇子皇孙纷纷攘攘的争吵史。嘉靖年间还出现了“大议礼”风波。明武宗死后无嗣,群臣商议后请示太后,立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为帝,年号嘉靖。嘉靖帝即位后,提出为其亲生父母加尊号,为其父上号曰“皇考”。而当时的大臣认为,世宗以外藩子弟入宫继承皇位,实际上已经成为正德皇帝的过继儿子,称兴献王为“皇考”与礼制不符,当称其为“皇伯考”。君臣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各持一端,双方相持不下,争执不休。
  客观来说,作为文化人的朱橚,在意识到自己政治上没有前途后,并不想过多地介入到皇室之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皇子的他,为这种皇室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身为皇子走的却是坎坷路
  如果不是周定王墓的发现,也许朱橚这个名字慢慢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因为在有明一代,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作为。
  在中国,衡量一个人价值高低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历史记住你,而政治标准尤为重要。
  就拿现在来说,即便你学问再高,名气再大,一般场合,如果有政治人物在场,话语优先权总在他那里;而主办一个活动,也往往会为能否请到某一级别的官员而成为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
  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周定王朱橚生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七月初九;其时,正是朱元璋在红巾军里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时候。
  朱元璋出身贫苦,逃过荒,当过和尚,后来投奔到郭子兴的红巾军,走对了路子。在郭死后,他主掌兵权,于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尊号太祖,年号洪武,定都南京。
  朱橚这个原本叫花子的儿子,从此也一步登天,成为皇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按史料记载,朱橚是碽妃所生,由孙贵妃抚养,从小就仁慈孝顺,很受太祖器重。养母孙贵妃去世,朱橚服孝三年,主丧事,应该说当时是备受朱元璋怜爱的,曾敕儒臣作《孝慈录》,以教育别的皇子们。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刚刚9岁的朱橚就被封为吴王,因为他年龄尚小,当时吴王只是一个封号,并未前去王府料理事务,仍留在宫中接受正规教育。
  为了让朱橚担当起保护京师的重任,当朱橚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太祖朱元璋有意让他较多地接受了军事训练。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朱橚15岁的时候,就接受父命,与秦、晋、燕、楚、齐诸王一起治兵凤阳,熟悉军事生活。
  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朔日,朱橚17岁,改封周王,但是朱橚并未离开凤阳,随即又受命与燕、齐、楚三王领兵驻守凤阳,一年后,四位皇子从凤阳赶回京城,朝见父皇。这是他出任方国后第一次回见父皇。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20岁的朱橚正式就国开封府,左参议张景翔被任命为周府右长使,朱橚从此开始了他一“国”之君的政治生涯。
  要说作为朱元璋的爱子、一“国”之君,朱橚该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但他这个“国王”,前行之路并不如意,甚至充满了坎坷。
  这话说来有点儿长,早在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国家安全,“择名城大邑,尽王诸子”。当时分封的藩国遍及东部、东南、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形成了一个拱卫南京的屏障。朱元璋的如意算盘是,让藩国、让自己的嫡子嫡孙担起“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任务。
  朱橚在凤阳治兵三年,能够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也能够培养起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实际上,将其封国开封,也就是要他担负防范和镇压中原地区内乱的使命。但朱橚“生不逢时”,当他赴国就藩的时候,历经元末战火摧残的中原,境内一时无乱民之忧,身处中原,朱橚失却了像秦、晋、燕三王那样“分道北征”的机会,这样,纵有再大的军事才能,他也没有施展的机会,而“天下乐雍”的和平局面,更让他失去了获得政治资本的机会。
  一个政治家,其机遇和根基大多是在乱世成就的;一个纵有通天大才的人,如果没有施展的舞台,那充其量也只是燕雀而已。
  一个人的才能发挥,需要天、地、时、人诸方面因素,失却了这些条件,你只有哭天无泪。
  按照史料记载,朱橚一生参加的军事活动只有三次,一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与晋王朱棡一起,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第二次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率师巡视北平关隘;第三次是跟随朱元璋北征至黑山。
  而这一次,也是因为“胡党之案”。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这一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终于洪武二十五年的这个案件,把明朝有能耐有势力能起风浪能抵挡风浪的大臣差不多杀绝了。
  这个时候,用上朱橚了。但用上又能怎样呢?跟随的是父亲朱元璋,一个很会用兵打仗、打下一个天下的人,朱橚照样没有显摆自己、施展自己的机会,所以最终大部分时间仍在固守开封,很少参与朝政。想想吧,开封到南京,多远啊,怎么可能参与朝政?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一生只做一方国之君,一生都没有进入明代中央政治的决策中心。

  人生四十载恍若梦一场
  建文帝朱允炆当上皇帝后,面对林林总总立了一大片儿的长辈,心中很不安,想想吧,自己何德何能,能够镇住这些握有重兵又大权在握的父辈?
  因为有心事,建文帝常常一个人唉声叹气。翰林院学士、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见他心事重重,就问他有什么事儿。建文帝就说:“现在我的叔父们手里都握有兵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管住他。”
  黄子澄听后便说:西汉吴楚七国诸侯非常强大,但是他们发动叛乱时,汉景帝刚一出兵,便纷纷垮掉了。削藩应是当务之急,放心做吧。
  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在登基后,先拿朱橚开刀,把自己的五叔周王削去王位,并发配到云南蒙化。
  实际上,建文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除掉燕王。
  但燕王可不是吃素的,哪会任由建文帝摆布,一怒之下,朱棣带兵直入南京,吓得建文帝仓皇之中打开朱元璋留下的小匣子,但匣子里只有一把剃须刀。
  建文帝遂逃入深山,削发为僧,保得一条性命,燕王朱棣就此登上皇位。而朱橚至此才得以恢复王位。
  人要是倒霉了,喝口水都硌牙。仿佛命里注定,无论朱家哪个人做皇帝,朱橚总是靶子、是敲山震虎的料儿。
  朱棣当了皇帝后,也没有放松对朱橚的戒备,为啥?中原之地,中国腹地,富庶之地,有成就事业的诸多条件和基础,因此,朱棣时常也会“关照”一下朱橚。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明成祖朱棣赐书给朱橚,以其“擅调军队及用箭镞烧无罪之人,凌厉有司,疟害百姓”,提出戒饬。此时,朱橚已44岁,正忙于著书立说,哪有谋权之心?府内事务,均由府人办理。很有可能的是,府人借其无暇顾及府中诸多事宜,依仗王权,做了一些越轨之事,但若说周定王敢有“飞扬”之举,可能性不是太大。
  但既是皇帝怪罪,必有该检讨之事,况且自己毕竟是在人家屋檐下,虽然是兄弟名分,但在政治问题上兄弟算什么呢?也只是君在汴水头,吾在汴水尾,出了事最担待不起的。
  事发后,朱橚不敢怠慢,于冬十月戊辰日“遣使赍奏,深陈悔罪改过之意”。见朱橚如此恭顺,其兄朱棣大喜,重重赏赐一番,并以此教训屡有不轨的齐王朱榑。
  从这个事情上,朱橚吸取到了教训,并以此为戒,今后凡遇事多请示多汇报多讨教,这个时候的他,终悟出了一个根本原则:当下属的,就要听上级的,上级不让办的事儿,你即使觉得该办、火烧眉毛必须办,那你也不要办,天塌下来大家顶着,管他呢。再者说了,你要真不管不顾办了,是何居心啊?就你能是不?你想怎么着啊?你知道上级有什么安排?你知道大局是什么?一边歇着吧。
  这样的事儿还真来了。永乐四年正月,朱橚想调遣护卫三千人到皂君山搜捕“逃亡”,先奏皇上,皇上不准,他只好算了,任他们为非作歹去吧。
  实际上,在此后余生中,身为一方国之君的朱橚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丁俺三告王(周定王)不轨”,“明年二月召进京,亦以所告词,顿首告死罪”。为了却兄长朱棣的疑虑,也为了自己能安度晚年,避免节外生枝,近花甲之年,朱橚从京城回到其封地不久,便“献还三护卫”,不再要军队了。
  这也许就叫政治。
  朱橚死后谥号“定”,这其实不无精确地涵盖了他的一生。
  他虽为皇子,却不敢风流倜傥,恣意纵情,因为有着文人情怀的他生怕被怀疑有夺位之嫌疑,更不想卷入政治漩涡而难以自拔。他想呈现一种守势,躲进小楼,怎奈别人信不过他,往往浇他一头鸡血。以致每逢一些小“过”,他必然要叩头谢恩,在政治的路途上把本来一个大大的人字,低低地弯下来,甚至倒过来。
  应该说,走上皇子之位、过着富足生活的朱橚,其精神、尊严却跌落到了乞丐的地步。
  政治总是能泯灭人性,虐杀人性,总是能找些无辜者来肆意践踏蹂躏。
  实际上,朱橚只想好好地做一个皇子、一个兄弟、一个老公、一个父亲、一个百姓眼里的好王爷,没有丝毫的皇位之想。早在洪武年间,朱橚就表明心迹“彼声色与畋游兮,固非我之所尚,既神仙之杳冥兮,多徒劳于梦想。文宴以容,不减梁园故事”。
  但搞政治的人,没人信他。
  谁知道你想什么呢?
  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能不防着点儿。
  因为政治,朱橚成为皇子;也因为政治,朱橚被压迫了一生,玩了一生。
  他虽然安分一生,但却被不安分的政治搅和了一生。

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

  洪熙元年,周定王走完了他的一生。从其嫔妃陪葬墓看,周定王虽然在政治上不是成功者,但他不仅是有功于明代的皇子,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图为周定王嫔妃陪葬墓里的中心柱。

  洪熙元年(1425年),周定王朱橚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盖棺论定,清者自清,珍者自珍。应该说,相对于其他诸王,周定王是最安分也最没有给皇室添多少麻烦的。这样的皇室成员理应受到皇室的尊重,再加上其与朱棣的特殊关系,更是深受宣宗敬重。
  据《明宣宗实录》载,周世子有奏文周王疾剧,上恻然,遣少监金满驰往问之。且致书世子,俾躬亲药食谨调护,“丁巳,周王薨……上闻讣,辍视朝三日,遣官赐祭。命有司治葬事,谥曰定”。周定王葬地,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在禹州之明山。
  实际上,周定王不但不是个添麻烦的皇子,而且是有功于明代,为明代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皇子。
  虽然政治上他没有作为,但他在医学、植物学和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其留名青史,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
  其实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周定王是一个成功者。
  在周定王的墓室里,人们发现了两通圹志,其一是《大明周府故次妃穆氏圹志》,其中说:“妃法名妙福……太祖高皇帝选以为周王殿下次妃……终于洪熙元年闰七月二十日。盖由王以薨,而妃伤悼不已。哭泣过哀,遂与其同列谋自尽以从于王。因妃之谋,一时同尽者凡六位,皆同于闰七月二十日。妃享年五十八岁,无子……”另外一通是《大明周府故次妃杨氏圹志》,其中说:“妃法名妙秀……太宗文皇帝嗣位之初选以为周王殿下次妃……终于洪熙元年闰七月二十日。盖由本府殿下薨逝,哀伤哭泣之余,遂乃自尽以从于王。享年三十九岁。妃无子……”
  这固然可看作是明代殉葬制度的一种例证,但就事论事,两位妃子也不能说不是发自内心、甘心情愿地跟随定王,情之深,爱之切,死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从周定王嫔妃陪葬墓可以看出来,周定王至死都不忘给对自己有恩爱的女人一个好归宿,这样的男人,不把女人们感动得一塌糊涂,那才叫怪呢。

  一个时代的救生皇子
  作为皇子,应该说朱橚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让历史记住了他。
  在政治失意后,他转向了个人的修为,以数年之精心研究,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大书《救荒本草》。
  说起来,独特的皇子经历也成就了朱橚。
  身为皇子,朱橚享受了常人不能享受的大富贵,也因为是皇子,他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坎坷。
  人由贫到富到贵,这是一个梦一般的甜美反差;但人由富贵到贫穷到困顿,这却是一个如凌迟般的折磨过程,也是一个从天上到地下的过程。
  周定王经历了这样一个全过程。
  建文初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生活优裕的周定王被“削王爵为庶人,迁之云南,妻子异处,穴墙相通,饮食极困辱”。当时的云南,不像现在,是很多人旅游的梦想之地,那时候,云南还没有搞旅游开发,只是一个蛮荒之地。地处僻壤,环境极其恶劣。周定王所在的蒙化府“四面环堵。一川平衍,两江带饶,昆仑扼塞”。周定王以平民身份生活于此,景况可用凄凉悲惨作比,但究竟怎样,只能从史料中了解,史籍中说“穷困万状”。
  云南号称“烟瘴之地”,由于环境原因,疾病多发,许多人因病无法医治而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周定王“垂悯边鄙之民。地物俗异。编择古今群方之经验者萃成一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定王就是明代的救世者,而他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恰恰最好地维护着自己的家国利益。
  元末明初的社会怎样呢?其时,周定王生长、生活的凤阳及开封府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艰难,这是促使周定王产生“救荒”、“普济”、“保民”等思想并见之行动的最初原因。元末几十年,旱灾、蝗灾、暴雨、冰雹和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出现。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惨状:“河南路以兵、旦民饥、食人肉。”地震不断;蝗灾频繁。至正九年(1349年),“蝗仍大水,又疫疠。死者十九;巩昌、徽州、凤州等多次(处)山崩,自然灾害遍及全国”。其中尤以凤阳、开封灾荒为最。1320年,濠州一带饥民达19.79万人。旱灾、瘟疫、饥荒与朱元璋童年相伴。其时,半月之间,朱家就饿死三口人。“父母相继殁,贫不克葬”。
  朱元璋登基后,当然忘不了当年饥荒的苦楚,“微时皇考、皇妣凶年取食,取越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也”。朱橚多次聆听父亲教诲,对野菜凶年救荒之用堪称印象深刻。
  开封是灾害多发之地,1332年,开封封丘等县河水泛滥;至正十九年(1359年),“蝗自河北飞渡汴梁,食田禾空”。而开封附近的黄河,自古有三年两决口的说法,也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至正十四年十月,“开封府祥符等八县及陈州被水,灾民六千七百八十九户,因没于水者二千四百四十二顷九十七亩。十七年八月”,“河决开封东月堤,自陈桥至陈留,横流数十里”。
  “兵兴以来,中原荒芜”,元末长时间的战争,河南破坏更为严重,多是无人之地。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甚至“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初,开封以税粮数减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明政府规定以税粮多少定县府上、中、下三等,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二十万石以下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直到洪武八年,“开封府以税粮数及三十八万有奇,遂升为上府”。
  朱橚就藩开封时,开封府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但黄河决口等灾害并未除却。据统计,从洪武五年至十七年的10多年里,开封及附近辖县发生重大水、旱灾,蝗灾12次,其中水灾7次,黄河决口4次。
  根据《国朝献征录》、《周记》等记载,永乐三年九月,黄河决口,“开封府为水所坏”。周定王一面“命发军修筑”,一面以“汴梁有河患,将改封洛阳”,着手修建洛阳新都所幸。“(周)王上书言汴梁水去,堤防稍固,弟乞修旧宫以居,以免劳民力,上善之,遂罢洛阳役。”明代初年,虽然由于开封经济恢复,国家经济势力得到显著增强,黄河决口后,人民可以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但“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以野菜)疗饥,恐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阳弃鸟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则宅不为救荒之一”。
  周府长史卞同在《救荒本草》序中道出周定王救荒济民的目的,就是基于防旱涝之侵害,或是为了青黄不接之急。
  “周王殿下体仁遵义,孳孳为善。凡可以济人利物之事,无不留意,尝读孟子书……”

  时代成就了他的事业
  不能设想,如果不是皇子,如果不是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朱橚是否还能成就他的大书。
  朱橚能够宽厚仁慈,著书济民,与他早期的教育和明初务实学风的大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
  历朝历代,开国帝王似乎都很开明,他们重视文化,尤其热衷继承传统文化,并致力于求购遗书。而历史也证明,一个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国家,其强大的根本就体现在文化上,如今这叫国家的“软实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他虽然出身寒门,自己也没有多少知识,靠义军取得了本没有文化根基支撑的元代江山,但正因为认识到自己才疏学浅,朱元璋平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随时随地向名家大儒求教,其虔诚之态,仿佛一个勤奋好学又遵守纪律的小学生。这实际上奠定了有明一代的学风。
  刚刚占领南京,“即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洪武元年,更是诏令民间征求遗书,徐达于八月庚午入元都。“封府库及图籍室物”。后来又建了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聘请四方名流大儒执教太子、诸王,还选了一些有才学、有文化的人士充当陪伴,和太子、诸王一起读书。
  洪武二年夏四月,朱橚等诸皇子受经于孔克仁。这一点在有关明史典籍中多有涉及。
  朱元璋教子,“以孔孟为法,孔子之言,真治国良规,诚万世师也”。他们所学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律令、御制、大浩、六艺等,朱元璋说:“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然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积久而化。”在《明太祖实录》卷十八中,朱元璋还说:“朕与诸太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戒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就这样,常常直接受到父亲教诲的朱橚,从小养成了“知民之饥寒”、“察民之勤苦”的品德,也让他日后能够普济众生、救民饥荒,实际上,他这样的行为从大的方面来说,也是服务于明朝的大局,服务于明朝的江山,而不只是周定王一个人的救荒济民,他代表着一代明朝统治集团清醒的人文追求。
  上有所求,下必效也。
  既然朱元璋重视学问,能够做实事,“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做臣子的,不管是真心干事的还是假意逢迎的,必然不敢搞虚夸,在明初,务实学风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因为务实,一些官员很快得到升迁;因为不务实,一些官员受到了惩罚,对个人、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谁还敢不务实,谁还不愿务实啊?
  作为皇帝,朱元璋常常刻苦钻研经典史籍,还要求臣僚、教官们以“务实”为本,他经常召见基层官吏,询问“经史及政治得史”,泰州教谕门可新“直言无隐”,受到朱元璋赞许。“不数年,擢礼部尚书。”
  而对于“民事无所与”的吴从权、张桓等人“命窜之边远,且榜谕天下学校”,都御史茹太素因上空泛“万言书”还被打了板子。
  朱元璋说,“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合事情”。
  朱元璋棒子与糖的恩威并用,其时,务实学风蔚然成风。
  当时出现了许多大儒,比如刘基、宋濂、陶宗仪等,他们把孔孟、程朱理学“爱民体国”的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形成有明一代精神追求。
  正是在这样的学风下,周定王朱橚成长着、成熟着。
  就国开封后,周定王身边更是多一些讲“忠孝节义”的儒学之士,譬如“每逢讲,必究忠孝礼仪。俾王远声色货利,以无干训典”的刘淳;有“教人子弟,孝弟子田”的经学大师周足修,他们的务实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周定王。加之自己本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学养,使得其在政治失意时,很快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实际上,作为一国之君,又地处有着厚重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原,周定王身边的学者很多都是文学和经学大师,有的在医学方面造诣很深。他们中的很多人比如刘淳,是元末明初的经学大师和医学家,另外像为《救荒本草》作序的寿议大夫、周府长史卞同,长史王翰,良医李恒,府学教授滕硕等,都是当时的大才子,他们加盟周王府,既是朱橚的老师,又是其事业的助手,成为朱橚成就自己的很重要的依托。
  治学,需要一个群体的氛围,一个群体的环境;大学问的生成,也必然需要让你无限发散自己,可以让你多点碰撞的多维视角。一个孤独的行者,一个缺乏碰撞和交流的学者,很多时候总难免误入歧途。

周定王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明室的宗藩,周定王以其有益于世的大善迹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图为周定王墓道。翻拍资料照片

  “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周定王的经历正应了这句古话。
  人存留于世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政治作为,以主导江山的大作为,留存于史书;一是实用作为,以民间的姿态、大有益于世的大善迹流芳千古,让人们不能不记住你。周定王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前,周定王对于自己所做的事业有着清醒的认识,“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
  做明代皇帝,目的是通过一己的作为,流芳后世,但不做皇帝怎样呢?同样可以有作为,同样可以“救国救民”,同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政权服务。人,不患权不重、位不高,只患心不旷、志不远。一个胸怀天下的人,即便身居僻野,天下也包揽于心;一个心中只有一己的人,即便谋得最高统治地位,那也只是一个人的天下。三尺之外,只是瞽盲。
  元末明初,河南、河北,战事连连,土地荒芜,人民难有果腹之物,导致人口急遽下降。其间,朝廷曾两次颁诏移民,那时候不像现在,要移民就先东家长李家短地做工作,还要先盖好房、整治好环境,请君入住。那时候,皇帝一声令下,走吧。将来所要居住的环境怎样,谁知道?至于迁移地适不适合居住,没人管你。
  弄不明白,不去!是现在的自由。那时不讲理,皇上让你往哪儿去,不会给你个理由先,至于生活,自己解决。由此,周定王,简直就是当时人间的救世主。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地域植物有多大差异,地理环境对植物品质、产量有多大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认识。
  现实是灾荒连连,急需开辟新的食物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救荒本草》是应时而生的。
  书中记载的将白屈菜与“净土”共煮,以除去所含的毒素,便于食用的吸附分离中和法,欧洲人直到19世纪才有类似的记载,晚了400余年。
  除了“救荒”,《救荒本草》还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人们追求野味、让野菜走上高雅的餐厅,并把这作为时尚,实际上早就是“旧尚”了,早在明代,周定王就做了。
  《救荒本草》甫出,就翻刻了几次,不少文人学者纷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
  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很多《救荒本草》的资料,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更是将《救荒本草》全文收编。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

  流芳后世赚千秋
  或许是自小所受的教育,青年时期的周定王,就颇具人文情怀,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还组织一些学者编撰了《保生余录》方书两卷。
  在被流放到云南的时候,周定王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就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的《袖珍方》一书。
  从云南回到开封,周定王组织刘醇、滕硕等学者,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开始《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的编纂工作。永乐四年(1406年),由周定王亲自考定,滕硕和刘醇协助编写的《普济方》编成。同年,他的《救荒本草》一书也付梓刊行。
  《救荒本草》是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编撰此书的直接目的是“救荒”,即为当时备受饥馑之苦的民众提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作为食物来源。由于它是以救荒为目的,针对性强,在那个科学并不发达、多灾多难的时代,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多次翻刻。《救荒本草》的实用和医药价值都很高,过去的本草都是为治病而写的,叫作“医用本草”,周定王的本草是为吃饭充饥用的,被称为“食用本草”。实际上该书的学术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救荒”的意义。《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有多达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作为一个皇子,周定王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在当时的开封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救荒本草》所记都来自直接的观察,它不是学究们反复翻阅考证史书古书典籍得出的结论,一点儿没有书卷气。它是写给最底层受苦受难的百姓的,所以通篇都是简洁通俗的语言,明白如画地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
  为编写这本书,周定王还亲自到各地调查,“以开封为轴心,北至太行山西麓的密辉县,南至桐柏山、南阳,西达伊洛二水、伏牛山、崤山,远及陕西的华山”。为了对实物进行观察,他建立了自己的植物园,将400余种植物植于园中,“躬身阅视”,对各种野生植物的习性、味道、加工、制作等进行直接观察,亲手操作,取得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植物而建植物园,这在中外都是少有的,当然,这离不开作为皇子的雄厚财力。
  周定王描述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无论是对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且确切地表现植物特征的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救荒本草》还包括了一些不见于一般本草著作的野生草药。
  周定王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于同时代的《普济方》,也是周定王大有益于社会的杰出贡献。
  原书共16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275类,778法,239图,1960论,61739方。
  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方之集大成,后人评价该书是“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后人能参考其异同,而推其正变,博收约取,应用不穷,是以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矣。”新中国成立后,曾两次刊印这本书。
  为编这部医书,周定王组织人力,广为搜集明以前的各家方书,并兼收其他杂记、杂说,甚至道藏佛书也不放过,把有关医方汇集成篇,又命教授滕弘、长史刘醇等一起考证论述。主要有方脉总论、药性、运气、肺腑、身形;在病别上有伤寒、杂病、疮疡、骨科、妇科、儿科;在治疗上有针灸、按摩及本草百多门,不仅收录了各医家的治疗方法,还包罗了丸、散、膏、丹、酒、露和汤剂六万余方,堪称中国的一部“方剂百科全书”。
  另外,周定王还是一个文学大家,其《元宫词》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本书在永乐四年春二月刻制印行,流传很广。这本书成书其实也很偶然,永乐元年,皇上钦赐给他一个元朝宫中的老宫女,乃元后之乳母,当时已70岁了,颇知宫中故事,于是,周定王萌生了写《元宫词》的想法。其自序里说:“元其沙漠,其宫廷事迹,无足观者,然要知一代之事,以纪其实,亦可备史氏之采择焉,”“予诗百篇,皆元宫中实事,亦有史未曾载,外人不辑而知者,遗之后人,以广多闻焉。”词章百篇,既记述了元宫实事,又抒发了作者感慨。
  “如今百发已衰老,四十年如梦一场。”在这本书里,周定王又超越了科学,活得很自我。

  他的著作让世界推崇
  周定王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留在了历史里,也把自己推向了世界。
  其著作对国内外同类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朱橚开创了我国利用本草来救荒的新纪元。自神农氏品尝百草,以往人们只知道用本草来治病强身,朱橚则认为:植物生于天地间,莫不各有用。“苟不见诸载籍,虽老农老圃,亦不能尽识。而可烹可笔者,皆躏藉于牛、羊、鹿、豕而已。”所以他遍尝百草,对于能够食用者,改变它们的身份,变为可充饥之物。
  《救荒本草》问世后,起到了一种带头的作用,仅《明史》载,其时医书有据可查的就有68部,计1010卷,其中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而清代颇有影响的吴其(河南固始人)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深受《救荒本草》的影响。
  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张志伟先生还认为,今天的禹州药物市场的形成,与当初周定王常来这里考察有关,而《救荒本草》的出现,也最终促进了禹州药业的发展。
  威震国际、对中国科技史颇有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对周定王的《救荒本草》大为推崇,认为它是植物学方面的巨著,它列出的野生植物有414种,对它们的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还附上精美的插图。欧洲直到18世纪雷安特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了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在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的《自然志》中才出现,比《救荒本草》迟了69年。
  由是,李约瑟评价朱橚说,他的工作也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重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施温高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而且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专著。他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栽培植物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美国植物学家里德在《植物学简史》中指出,朱橚的《救荒本草》是中国早期有关植物学的一部杰出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早在l7世纪末,《救荒本草》就传到了日本。它以实用的内容、记述的方式乃至精致的绘图征服了日本学者。1716年,日本松冈庵将《农政全书》所收录的《救荒本草》全部翻刻出版,后来又出了不同的版本,专门对其进行训点和日名考订,而后在京都等地刊行,书名就定为《周定王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在日本的广为刊行,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浓厚兴趣,其时,不仅研究它的文献很多,而且还出现“研究热”,有很多研究著作面世。如日本天保年间佐木朴庵的《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和馆饥的《荒年食粮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种植物于植物园观察记录的方法也给日本的本草学界及后来的植物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如岩崎常正见《救荒本草》在日本翻刻后,许多本草学家对其中植物存在不少疑问,他便决心弄清楚这些问题,他亲自到山野考察采集,花数年盆栽园培植物2000余种。并根据实物把每种植物的形状临摹下来,编辑成书。他不但弄清楚了以往本草学家一直未明的一些问题,写成了研究《救荒本草》很有成就的著作——《救荒本草通解》,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努力不辍,最终写成了当时植物学上最有价值、彩色图说2000余种植物的《本草图谱》。岩崎还于l828年创立了本草学会,把应用植物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日本近代第一部植物学译著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源》中的一些果实分类术语就直接源于《救荒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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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124.193.49.28] 说:很不错的地方。 [打分:5分]
 网友[120.65.13.13] 说: [打分:5分]
 网友[123.4.98.243] 说:我是这里的人 今天我去那个墓又看了一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感觉就想看看那个被称为倪氏的墓碑 我希望找到倪儿的图片 谁能帮帮我 联系qq 190984599 [打分:5分]
 网友[119.145.150.19] 说: [打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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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220.167.133.221] 说: 9537 [打分:5分]
 上官云飞[222.85.112.36] 说:我去过几次,周定王陵的风景真的是太完美了,我去过很多地方,唯有这里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感受到几百年前人们的智慧。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有空来参观/投资,但愿这里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打分:5分]
 网友[222.85.113.1] 说:好地方 [打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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