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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皇帝(建文)

文章作者:高阳 文章来源:新浪读书 点击:6816 发布时间:2007-11-24 21:56:36 [评论]

独特的封建制度

  历代开国之主,多子首推明太祖朱元璋。太祖早年孤寒,亲属仅一侄一甥,起事以后,多抚养子,计有二十余人;力战经营,光复汉土,颇得其力。而太祖的亲子,亦有二十六人之多,夭折的只有两个;此在历代宫闱中,是个很优异的记录,主要是因为马皇后贤德过人,妃嫔宫人被宠有子的,无不厚待,视庶子如己出,所以多能抚养成人。
  明太祖的儿子,一律取木旁单名,长子标,次子樉,三子㭎,四子棣。朱棣在弟兄中最杰出,他有一半朝鲜血统,生母是元朝的宫人,为太祖所纳,以后被封为妃。此是终明之世的一大秘密,甚至主修《明史》的万斯同都可能不知道,为傅斯年先生所考证明白。以后将会谈到,暂且搁下。
  《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指出明太祖行事多仿汉高。这话虽不错,但明太祖并非亦步亦趋,事事以汉高为法。汉高身后的伦常骨肉之变,尤须避免。马皇后不是吕后,“人彘”之惨、诸吕之祸是绝不会有的,但“吴楚七国之乱”则不能保其必无,因此,明太祖参酌汉、晋及元朝的成例,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封建制度。
  这套制度的精神,在于亲王能为帝室的屏藩,而不致谋反作乱,所以藩王只有虚荣,并无实权,但亦有例外,而就在这例外之中,把太祖的整个理想打破了。
  明太祖的理想,跟秦始皇的打算有点相像,都是希望万世一系,永垂无疆。他有计划地训练一个贤德爱民的皇帝;而这位未来的贤君需要强藩保护,所以在洪武三年,封皇二子为秦王,镇关中;皇三子为晋王,镇河东;皇四子为燕王,镇燕京。这三个地方,不但为自古成王称霸的形胜之地,而且也是国防的第一线。
  那时的燕王朱棣才十一岁。成年以后,太祖聘开国名将徐达的女儿,立为燕王妃。燕王相貌奇伟,智勇有大略,深得太祖的重视。

明太祖初立皇储
  

  洪武十三年,燕王二十一岁,自南京“就国”燕京,当时亦称为北平。过了两年,马皇后崩逝,已就藩的秦、晋、燕、周、楚等五王,都入京奔丧。燕王在京遇到一个人,是个和尚;这个人改变了燕王的一生及明朝的历史。
  这个和尚姓姚,以后赐名广孝。姚广孝是苏州人,父亲行医。十三岁时,姚广孝出家做了和尚,法名道衍,却又拜一个名叫席应真的道士为师,学习阴阳术数。当马皇后崩后,太祖选拔高僧分侍诸王,以便归藩之后,为马皇后做佛事荐福。道衍在与选之列,跟燕王一见投契,他说:“大王如果用我,我送一顶‘白帽’与大王戴。”王字加白成“皇”;燕王领会得其中的意思,便请以道衍随侍,偕回北平。
  燕王在这时便有了争夺皇位的“雄心”,而太祖却正在“制造”皇帝。早在洪武初年,他就对太子标展开了有计划的教育,先选国子监的高材生为太子伴读,读书的地点名为“大本堂”,《明史》卷一百十五记:
  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自作《时雪赋》赐东宫官。
  这样,到了洪武十年,太子已经二十三岁,学业已成,太祖进一步命他见习政事。
  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谕曰: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咸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唯仁不失于疏暴;唯明不惑于邪佞;唯勤不溺于安逸;唯断不牵于文法,凡此皆心为权度。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唯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
  在见习政务之暇,太子依然还要读书,儒臣常常进讲圣经贤传。可能因为这样“恶补”的缘故,太子的身体在年轻时便很孱弱。

太子标不幸病逝

  洪武二十四年,秦王有过失,召还京师。又适逢有迁都之议,有人上书,认为宜迁都西安,太祖深以为然。于是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一则勘察形势,作为迁都的参考;再则考查秦王在西安做了些什么。
  金风送爽的八月天气,太子在文武百官恭送之下,出都渡长江,由徐州折而往西,经洛阳入潼关。此行前后历时三个月,十一月回京就病倒了。
  在前一年,太子朱标就生过一场不算轻的病。他生的大概是一种因身体虚弱而起的慢性病,可能以关中之行,旅途劳顿,旧疾复发,缠绵病榻到第二年四月不治,谥为“懿文”。
  这对明太祖的打击太大了,因为太子孝友仁慈,正是他父亲理想中的仁君——内有仁君,外有强藩,才能造成大明的一座铁桶江山。现在,理想破灭了,为国为家,他不能不对群臣痛哭。
  这时便发生了储位的问题,照历来的传统,太子薨逝或被废,另择贤子为储;但明太祖坚持他立嫡立长的原则,因有一个起自田间、博通经史的宿儒——翰林学士刘三吾,建议立懿文太子的儿子允炆为“皇太孙”,太祖依议于九月间下诏,以允炆入居东宫。
  懿文太子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婿,元妃生子名照雄,幼殇。允炆是老二,为吕妃所出;生来仪表有缺陷,头盖骨偏歪,太祖摸着他的头,叹口气说:“半边儿月!”心里就不大高兴。以后发现允炆聪明,书读得很好,太祖才另眼相看。及至立为储君,太祖亲自监督上学,教导政事。太祖为政尚严,而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秉性柔慈,所以每奉裁决,常济以宽大。这位皇太孙颇受臣民爱戴,唯有他的叔叔们是例外。

立允炆为皇太孙

  太祖诸子,有九子封在东北到西北的边境,依地势自东往西数过来是: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为了备边,九王都在练兵,每年做“军事演习”。太祖对允炆说:“我把御外侮的责任交给诸王,边尘不动,让你做太平天子。”
  允炆答道:“敌国入侵,由诸王对付;诸王有异心,谁来对付?”
  太祖默然,好久才问了句:“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允炆经过考虑后答道:“以德争取其心,以礼约制其行。如果无效,削他的属地;再无效,改封到别处。这样再不知改悔,就只好举兵讨伐了。”
  “对了!”太祖十分欣慰,“没有比你所说的办法更好的了。”
  于此可见,允炆要裁剪诸王的事权,早在他身居储位时,就因为感受到他那些叔叔们不逊的刺激而有了打算;同时不惜兵戎相见这一个原则,也是得到他祖父的同意的。可惜,说得头头是道,付之实行却嫌操切,此为允炆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且留到后面再谈。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闰五月驾崩,皇太孙即位,定明年改元“建文”。遗诏中特别嘱咐:诸王不必至京师奔丧,王国所设的官吏,听朝廷节制。这是太祖为身后打算,诸王来朝,不服幼主,必有人觊觎大位,起而谋逆。接下来诸王兄弟之间,争夺皇位,骨肉相残,为祸不可胜言。但命诸王不必奔丧,还可以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要节制王国的官吏,则用意显然在利用此辈以防范诸王,当然会招致极大的反感。建文帝的第一着棋就犯了大错,而为齐泰和黄子澄所误。
  齐、黄二人,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忠臣,但才具实在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治世的良臣,绝不能担当“削藩”的重任。齐泰原名齐德,洪武年间,太祖以谨身殿为雷所毁,祷庙谢过,选择九年无过失的臣子陪祀,齐德为其中之一,因而赐名为“泰”。齐泰当兵部左侍郎时,太祖问边将姓名,他历数无遗;又问各地形势,他从袖子里取出一本手册,进奉太祖,其中的记载异常扼要,太祖大为欣赏。但这是参谋长的本事,不见得能定大计、决大策。
  黄子澄是严嵩的同乡先辈,以洪武十八年的会元,被选为东宫伴读;建文帝为皇太孙时,仍侍东宫。一天在东角门跟他谈起诸王难制,黄子澄认为不足为忧,诸王的护卫兵力单薄,倘有叛变,临之以中朝大军,其谁能敌?及至建文即位,以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兼翰林学士,同参国政——自洪武十三年罢相后,明朝永无名义上的宰相,所以有此“同参国政”四字,就等于宰相之任。

建文帝裁剪诸王 
  

  这时建文帝就问黄子澄:“先生!你还记得东角门所说的话吗?”
  黄子澄肃容答道:“不敢忘!”
  于是他与齐泰去密议削藩的步骤。齐泰主张先拿燕王来开刀,黄子澄以为不然,他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太祖时就有不法的行为,削之有名。现在应该先问罪周王,这是剪除燕王的手足,因为燕、周一母所生。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正好有人密告周王不法,于是派李景隆领兵出发,以“备边”为名,经过开封,突出不意,把周王抓到了京城。
  这是建文帝即位那一个月的事,手段未免太辣了些,建文帝便想把他的这位五叔放掉;齐、黄力争,迁延到八月间,终于废周王为庶人,徙置云南,不久又召还,与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废的齐王榑,一起禁锢在京城。以后被废的还有代王桂,关在大同;岷王楩,徙置漳州;更有个封在荆州的湘王柏,文武全才,好道家之言,自号“紫虚子”,徜徉胜地,流连自适,也被人“告变”,朝廷遣使讯问,湘王怕无以自明而被诛,学他八哥潭王梓牵连在洪武年间胡唯庸谋反案中畏惧自杀的样,“阖宫焚死”!
  这一下,燕王自然大为不安。他早就受了“和尚军师”道衍的怂恿,决心谋反。燕王府是元朝故宫,也就是清故宫西面的那部分。招致奇才异能之士,秘密在府内后苑练兵;又造了一座极大的“地下室”,周围筑了很厚的围墙,在里面铸造兵器,并特意养了许多鸭和鹅,一天到晚叽叽呱呱乱叫,好遮没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不断加以刺激,便只有促使他提早举兵了。
  不过,燕王有个顾虑:为了太祖崩逝周年,他派了他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进京行礼,一谋反则三子必先被杀。所以上书称病,请求遣还三子。这时齐、黄的意见又不同了,齐泰主张把高炽弟兄下在狱里,黄子澄则以为不如放还,使燕王不疑,然后派兵突袭,可以一鼓成擒。齐、黄二人都办不了大事,黄子澄以不能知己亦不能知彼的庸才而好用奇计,误事尤甚;而遇到齐、黄意见不协,建文帝总是听信黄子澄的话,放还燕王之子,便是致命的错误。

燕王在北平装疯

  庸才而不自知其为庸,而又喜欢有表现的,每每把天下的人看得都不如自己聪明。削藩图燕,在当时朝廷的措施中,形迹已很明显,而犹以为可以瞒住燕王,真所谓掩耳盗铃,愚不可及!黄子澄就是这样一个人。
  图燕的措施,开始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主要是从政、军两方面来削弱燕王的力量。第一,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为该地的最高地方长官;又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负责北平地区的军政,作为对燕王的监视。第二,建文元年三月,派都督宋忠等率兵三万,开屯平、临清、山海关,并调燕王的一部分精锐的护卫协防,作为变相的收兵权。这些剑拔弩张的布置,燕王难道还不明白朝廷的用意?而黄子澄居然以为放还燕王之子,可以“示彼不疑”,岂不可笑?
  等他们父子相聚,燕王喜出望外,说是“天赞我矣!”自此再无顾忌,谋反的举措越发积极。但是,燕王实在也很怕朝廷真个遣派大军,包围逮捕,所以在六月间有人上书告密、朝廷下诏责备时,他不能不设法遮掩行迹。
  他的方法是装疯,装得很像:在闹市中大呼小叫,语无伦次,随便闯进人家,抢夺酒食,或者就睡在路旁,一睡一整天不醒。张昺和谢贵听说燕王得了疯病,自然要去探问;进了王府,只见他六月天气坐在火炉旁边发抖,不断喊冷。这样的装疯,实在也要些本事,燕王的“忍”,于此可见。
  当时王府的长史名叫葛诚,这年正月入京奏事,建文帝密问燕王的情况,葛诚据实以告,建文帝便派他“卧底”,此时悄悄为张、谢二人拆穿了装疯的内幕。报告到京,齐泰决定动手。但两个指挥使司之一的张信,背叛朝廷,将真情告诉了燕王。
  于是燕王与道衍密议,秘密调遣护卫指挥张玉和朱能,选取劲卒八百人入府。七月底,朝廷有诏旨到,指名逮捕燕王的官属;而张昺、谢贵则全副披挂,领兵包围王府,如果不把所逮捕的人交出来,便不撤兵。
  这时燕王的疯病,忽然好了,说是在东殿等候,亲自交人,召张昺、谢贵入府。等他们一进门,跟随的卫士便被阻断。两人进去一看,燕王拄着枝拐杖坐着,传谕赐宴。

靖难军待命讨逆

  酒过一巡,燕王突然把桌子一拍,满面病容变成满面怒容:“寻常百姓家,哪怕是贫苦小民,兄弟宗族之间还有情分,患难相扶;我身为天子亲属,朝不保夕,不知道一条命什么时候送掉?你们这些地方官,这样子对待我,天下还有何事不可为?”
  一顿骂完,掷杯为号,埋伏在东殿周围的护卫,在张玉和朱能指挥之下,一拥而出,除了抓住张昺、谢贵,还有长史葛诚以及其他暗通款曲于朝廷的人,牵到殿前,立即斩首。
  府内已生巨变,府外还不知道,消息保守得极其严密,加以另一个都指挥使张信输诚燕王,早已取得默契,所以张昺、谢贵入府不出,大家虽有些怀疑,犹在观望等待,人心未乱。
  到了夜里,张玉、朱能奉命出动了,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北平的九座城门,天亮出示安民,但仍有小规模的巷战,有的战死,有的逃走,有的降了燕王,三天工夫,城中大定。
  其时都督宋忠,领兵三万屯开平,即今内蒙古多伦,外则备边,内则监视燕京。宋忠接得消息,星夜急驰,但到了居庸关,忽然胆怯,退保怀来。这一下,燕王就可以从容部署了。
  燕王誓师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把他的军队称为“靖难”军,废除建文的年号,改称“洪武三十二年”;并且上书朝廷,引用祖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待命。”按:明祖训法律规定,“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诸王遣使奉表称贺,谨守边藩,三年不朝”,只准属下官吏奏事。这是怕嗣君即位,朝局未定,亲王入朝,或有不测之变,不得不加以限制。但这一来,可能又有奸臣谋反,因而又课亲王以“勤王”的责任。
  这个责任行使的条件和程序是“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规,委任正臣,内无奸恶”,换句话说,这些正臣已委以保护新天子,如是则不怕亲王有异心,所以“三年之后,亲王仍依次来朝”。倘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准备锄奸,但仍不准擅自行动,须“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建文帝出师不利

  既平之后,即当“收兵入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入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这是明太祖的精心设计,既防亲王,又防奸恶;既防亲王本人,又防亲王所遣之将。顾虑不可谓不周密,但他没有想到,这些规定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而君子不必防,小人又非一纸宪法所能防。道衍这种倒黑为白的做法,为后世的野心家开了一个恶例,罪不可恕。
  这一通书奏抵达京城,满朝震动,建文帝召集御前会议,商议声讨。齐泰提出主张:“明其为贼,敌乃可克!”这是针对燕王假借“靖难”的名义,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昭告天下,号召仁人义士共起勤王。想法是不错,无奈没有足智多谋的大将堪以当此戡乱的重任。
  那时开国的宿将多已凋零,剩下的只有一个长兴侯耿炳文,年已六十五岁,拜命为大将军,率诸将渡江,分道北进迎敌。出师以前,建文帝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这句话说坏了——建文帝不明大义,当此时也,只有忠臣与叛逆之分,纵有不忍之心,只可存之于心,相机办理;公然作此表示,正好为燕王所利用,在以后每当燕师危急时,燕王便站出来成了个“挡箭牌”,建文帝太失策了。
  耿炳文出师一个月,战于滹沱河北,大败。建文帝决定易将,这时愚而好自用的黄子澄保荐李景隆堪当重任。建文帝听了他的话,赐斧钺,专征伐,领兵五十万,去代替耿炳文。
  李景隆的父亲叫李文忠,是明太祖的外甥,与燕王为姑表兄弟,李景隆算起来与建文帝同辈份,此人根本是个纨袴子弟,所以燕王听说他挂帅,且将兵五十万之众,大喜过望,对他的部下说:“此人膏粱孺子,谋寡而骄,色厉而馁。从前汉高祖自称只能将兵十万,他如何将得了五十万兵。看着,他一定会自己坑害了自己。”
  果然,这年十一月,兵临燕京城下,李景隆大败,逃回德州。燕王用了个诱敌之计,假称出兵攻大同,引诱李景隆去救,等他出紫荆关,即由居庸关出塞。李景隆的部队都是南方人,不耐塞外隆冬苦寒,手指头都冻得掉落,何能打仗?

铁铉坚守济南

  李景隆一败再败,建文二年五月,德州失守,这个水陆要冲的码头,在当时是伐燕大军的主要兵站,贮粮百余万石,兵器不知其数,竟尽为燕军所得。
  为李景隆督运粮饷的是山东参政铁铉,齐鲁之士提起铁铉,无不肃然起敬,至今济南仍有“铁公祠”,庙食千秋,当之无愧。因为铁铉不仅仅是忠臣——忠臣跟奸臣一样,也有好多种,有有用的忠臣,有无用的忠臣,有无用而误事的忠臣,如铁铉与黄子澄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建文朝参国政的是铁铉与齐泰,此两人的合作,定可戡平大乱。
  在李景隆溃败时,铁铉为他办善后,一路收集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及至燕师南追,李景隆在济南城外,又吃了个大败仗,单骑南奔,铁铉与李景隆手下的一个都指挥使盛庸便合力坚守济南城。燕王起兵以后,因为兵力单薄,深怕各路官军合围,“以大吃小”,把他的部队吃掉,所以攻城如果两三日不克,便即引兵走避。但自攻济南开始,他的战略改变了,因为李景隆大败,五十万大军剩下十万不到,而燕军则尽得德州的粮储,复多降卒,军力一消一长,在燕王认为可以硬拼一下了,所以决心攻占济南,截断南北水陆道路,准备划疆而守,这样先稳住了,再进一步设法窥伺金陵。
  打算倒是不错,偏偏遇着铁铉与盛庸,不但守住了济南,而且常出奇兵突袭,相持达三月之久。燕王决水灌城,情势危急,铁铉将计就计,故意派出一千人诈降,燕王大喜,军中欢呼,哪知铁铉在城上埋伏壮士,城门上设下机关,是一块铁闸板,预备等燕王进城时,放下闸板,同时隔断护城河上的桥梁,活捉燕王,则大事可定。
  到了献城的那一天,燕王得意洋洋地策马进城,不知是哪个冒失鬼把闸板放早了,落下来打在燕王的马头上,而桥梁又一时弄不断,以致燕王死里逃生,回营震怒,下令轰城。
  那时已有大炮了,称为“红夷大炮”——红夷者葡萄牙等国的人——以其威力强大,常封为“大将军”;用红布作炮衣,所以亦称“红衣大将军”;又根据Frangi的音译,称为“佛郎机大炮”。

东昌之役燕王大败

  一看燕王预备用红衣大炮轰城,铁铉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做了许多大木牌,工楷大书“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悬挂在城墙四周。燕师名为“靖难”,用洪武的年号,如何敢炮击神牌,冒天下之大不韪?铁铉这一着想得很绝,所谓“谈笑退敌”,颇有玩弄燕王于股掌之上的味道。
  又不仅是退敌而已,铁铉进一步募死士出城突袭。燕王看此情形,钉死在这个地方,坐待朝中调兵遣将,分道合击,大为可危,事实上,先锋平安已统兵二十万正要攻德州,断燕粮道,于是燕王撤围回北。盛庸乘机领兵追击,克复德州。
  捷报传到京师,建文帝大为欣悦,遣官慰劳,赐金币,封其三世,擢升为山东布政使,不久又进位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盛庸则拜为平燕将军,代替李景隆而挂帅,并封为历城侯。
  到了九月间,盛庸领兵北伐,燕王迎战,先袭沧州,由河北入山东,循运河南下,在东昌府(即今山东聊城一带)两军相遇,盛庸背城而阵,燕王亲自领兵,先冲左翼,盛军屹然不摇;再冲中军,盛庸下令开阵,等燕王一入袋形阵地,立刻收紧,围之数重。亏得燕将朱能来救,而盛军又奉有诏旨:“毋使朕有杀叔父名”,心存顾忌,因而燕王得以突围。
  盛庸的后面还有炮兵,前军闪开,后军轰击,燕军大败。燕王手下第一悍将、以后被称为“靖难功臣第一”的张玉即在此役阵亡。燕王亲领百余骑殿后,退保馆陶。
  这一役是战史上有名的“东昌大捷”,燕王精锐尽失,如果没有建文帝不得杀燕王的诫谕,则所谓“靖难”军已经完蛋,而平燕大功,亦近于告成。建文帝之“仁”,与楚霸王之“仁”,都是妇人之仁;而燕王的无赖,又甚于汉高,相形之下,自然建文帝更值得同情。此所以终明之世,明朝的老百姓念念不忘此君者,原因在此。
  东昌一仗在十月间,而燕王到第二年正月才得回燕,因为盛庸飞檄他的副将吴杰、平安,自真定出兵,遮断燕师归路。不料深州接战失利,燕王才得了一条生路。于是三月间又出师南下。

燕师进驻大名府

  建文三年三月,燕王再度引兵南下,在河北南部的夹河与盛庸相遇,一阵恶战,互有胜负,各自收兵。傍晚时分,燕王与少数随从策马敌前,视察形势,当夜露营野宿,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已陷重围之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无使负杀叔父名’,仓促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类此情形,不一而足。
  夹河之战,盛庸初遭败绩,但亦非战之罪。那天忽然东北风起,尘埃满天,飞沙走石,燕师在北,盛军在南,处于下风,燕师利用天时追击,盛庸退保德州;吴杰和平安自真定出兵亦不利。于是建文帝在表面上解除齐、黄的职务,希望安抚燕王,但无效果,燕师已进驻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之处的大名府。
  其时铁铉在山东、盛庸在河北,此一线固然守得很好,使燕师南下不敢经山东;但后防空虚,所以燕王派降将李远率轻骑南下,换着南军服饰,以背插柳枝为号,竟无人识破,直达徐州沛县,纵火烧毁粮船上万艘。这一下京师震动,亏得河北、山西纷纷出兵,燕王怕北平根本之地不保,引师北还。三进三出,为时三年,而所能控制的地方,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郡,当今河北北部的半省而已。
  于此可见朝廷与燕军的强弱之势,如果齐、黄能办大事,调遣有方,号令明确,则备边诸将入关合围,盛庸北上迎堵,一举剪除逆藩并非难事。无奈一误再误而至无数错误,硬生生自毁金汤,这实在是天意了。
  此时燕王的信心,似乎也动摇了。建文三年十二月第四次出师,慨然而言:“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所谓“临江一决”,就是直逼长江。三次南下的经验,尤其是李远轻骑奇袭的启示,使燕王得到一个新的战略观念:争城争地而战,吃力而不易收功,不如绕道山东,逼近徐、淮,直扑京师。这个决定,“和尚军师”道衍力赞其成,于是建文四年正月,燕师由馆陶渡河,直薄徐州。这一次全军深入,抱着有去无还的决心,所以平安和铁铉从燕师的后路进攻,燕师拼死力战,得以获胜。三月间,平安领军四万追击,燕王在淝河设伏,平安大败;于是而有小河一战,为燕王成败的关键所在。


建文帝派员征兵

  小河之战,燕军虽败,但燕王在诸将饥疲之余,都愿渡河而北、暂且休兵的压力下,坚持不退,于是乃有灵璧一场大胜仗,生擒平安等三十七将,使燕师的处境大为开展。
  五月间下泗州,这是回到老家来了,谒祖陵、慰父老、赐牛酒;在“政治战”中,燕王初次获得一个有利的据点。歇兵数日,召集诸将会议,有的说宜取凤阳,有的说应先取淮安。燕王仍旧依照他原定的战略指导原则,以进逼京师为先,他说:“凤阳武备完好,淮安为军粮贮积之地,有重兵保护,这两个地方都不是轻易攻得下来的,不如乘胜直趋扬州和仪征,则凤阳、淮安,自然震动。我军临江布阵,京师孤危,必有内变。”
  于是撇开东面的淮安、西南的凤阳,居中穿过,渡淮直扑扬州。
  果然,京师大震,而燕王这几年所秘密收买的太监,纷纷到江北来,夤夜相投,燕王对京师的虚实、百官的动态,得以了如指掌。
  这时的建文帝,自然彷徨苦闷,无所适从,一面诏天下勤王,派出大批他信得过的官员,分道征兵,同时把齐泰、黄子澄召还京师,以备顾问;一面派庆成郡主为“专使”,到燕王军中去议和。
  庆成郡主原封庆阳公主,为太祖的侄女,也就是燕王的从姊,奉命议和,许以割地。燕王千辛万苦才走到这一步,自然不肯。但兄弟姊妹必须笼络,所以写了一封信,让庆成公主带回京师,这封信大概是燕王的亲笔,开头是这样写的:
  兄致书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相别数载,天伦之情,梦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姊姊公主到,说众兄弟姊妹公主每请老姊姊公主来相劝我,说:“这三四年,动军马运粮的百姓、厮杀的军,死的多了!都是一家的事,军马不要过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说?”
  由此可见,庆成郡主受命议和的措辞,是假托亲王、公主的代表,劝以百姓为重。而燕王的答复是:“我之兴兵,别无他事,为报父皇之仇。”以下历数齐、黄“奸恶”,申明“靖难”的宗旨,最后提出的要求,则是要当摄政王:“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当如周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


两度议和均未成

  最后一段话,是一个很郑重的警告:“如其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当速挈眷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惊恐。唯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审之详之。”在这个警告中,很明显地暗示,不但要屠城,而且连宫廷亦不免喋血;唯一不动刀兵的地方是太祖埋骨的孝陵。
  及至将抵京师时,建文帝一面饬诸王分守都城,一面遣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再次求和,“伏地乞怜”,一无效果;再遣谷王橞、安王楹去见燕王,只不过徒然给他们“兄弟连襟”一个联络的机会而已。
  按:中山王徐达,为太祖的布衣昆季之交,太祖称之为兄。徐达有四子三女,长女配燕王,次女配代王桂,幼女配安王楹;四子名辉祖、添福、膺绪、增寿。辉祖曾统兵山东,与燕师战于齐眉山下,他的效忠帝室,是无可置疑的;但老四增寿则与他的大姊夫有勾结,《明史》一百二十五卷《徐达传》记:
  增寿以父任仕至左都督。建文帝疑燕王反,尝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帝觉之,未及问。比燕兵渡江,帝召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
  此与崇祯帝当李闯破城之时,手刃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同为匹夫之勇,只令人徒增叹息而已。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也就是最后请和决绝以后的第四天,燕王师抵京师城下。南京城在当时是第一大城,东尽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固,北控湖山,南临长干,而秦淮贯穿其中。京城周围九十六里,共十三门,南面为正阳、通济、聚宝三门;西南为石城、三山两门(三山门就是水西门);北面为太平、神策、金川、钟阜四门;东面一门,称为朝阳;西面三门:清凉、定淮、仪凤。相传南京城在明初由沈万三捐献建造,此非虚语,《明史·后妃传》说:“吴兴富民沈秀,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此一帝一后就是明太祖、马皇后,沈秀则是沈万三。

金川门开城投降

  南京城兴工于洪武二年,历时四载方始告成,除了沈万三负责三分之一的工程以外,并遣发重囚服役。南京城的坚固是出名的,以花岗石为基,巨砖为墙,并煮糯米为浆,加入石灰,涂敷墙外,所以随便找一处敲击,所呈现的颜色都为纯白。这样坚固的城池,只要粮食不缺,守个三年五载都不成问题。
  但是,只要有了奸细,金汤之固亦如片纸之薄。奸细有二:一是谷王橞,二是兵败还京、建文帝不忍加诛的李景隆。这两个人守南京北面靠西首的那个金川门,望见燕师沿长江迤逦西来,开城投降,京师沦陷。
  建文帝之谜,即从此一刻开始。先要从燕王说起,照《明史·成祖纪》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安抚军民。”按:龙江有二:一为龙江关,在仪凤门外,那是在南京西门;一为龙江驿,在离金川门十五里的江边。照燕王进兵的路线看,此龙江自是龙江驿。
  问题在这里,燕王既入金川门,何以不进皇城而退处龙江?这是给时间让建文帝有以自处。在燕王的想法,结果不外乎逊位让国或者自裁。照明朝的官史记载,建文帝是走了第二条路,如仁宗御制“长陵功德碑”:
  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按:燕王即位,是为成祖,崩后葬长陵。仁宗以子述父,应该是最正确的;可是到了仁宗之子宣宗修《成祖实录》,说法又不一样了:
  时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帝欲出迎,左右悉散,唯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

建文帝引火自焚(?)

  拿这两段文章来作一比较,似乎“长陵功德碑”述成祖当时的态度,假仁假义,不甚可信;而《成祖实录》较为“亲切真实”。其实不然,我认为仁宗述父比宣宗述祖较为接近真实。除却假冒为善的态度不论,在“长陵功德碑”中,至少让后世知道了四件事:
  第一,成祖入驻金川门后,曾有文件致建文帝。
  第二,“大圈圈中的小圈圈”的皇城已闭,不纳成祖,如果他一定要入宫,就非用武力不可,而成祖不愿这样做,因为怕激起忠臣义民更深的反感。
  第三,宫内火起,成祖曾派兵驰救。
  第四,在仁宗即位之初,天下尚对成祖的篡夺不满,所以仁宗御制长陵碑文,不能不以谦卑的语气,婉转解释。
  到了宣宗朝,大家对成祖的恶感比较淡了,而碑文中的语气,显得有些低声下气、做贼心虚,并且有些事实亦显然不符,如所谓“奸臣苍黄”这句话就已证明不实,原来“靖难”师起所指的“奸臣”只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人,连方孝孺都不在内;而齐、黄二人,城陷之日不独不在御前,且不在京城,然则“闭皇城门不内”虽为事实,而“奸臣苍黄”、“胁建文帝自焚”这两句话,却无着落。因此宣宗要在“实录”中“改正”。
  历朝凡先帝有失德,子孙要瞒天下人耳目,辄以在“实录”中动手脚为主要手段,但作伪者心劳力绌,真相是无论如何湮没不干净的。且不说有许多私人笔记可作旁证,即以前后修改痕迹来看,亦足资为事实的判断,加以“长陵功德碑”和《成祖实录》对勘,诚所谓“越描越黑”。试作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宣宗要表示建文帝亦有投降之心,所以有“欲出迎”之语。
  第二,宣宗要表示群臣离心,多以为天命有归,纷纷投诚,所以说“左右悉散,唯内侍数人而已”。
  第三,因为无人为他引见成祖,所以自焚;“我何面目相见”之叹,是要表示建文帝自觉所谓“忠臣”,急难之时,各奔前程,弃而不顾,可见自己知人不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四,“长陵碑”中有个大漏洞,即对建文帝的“尸首”没有交代,因而宣宗补上一笔。此“中使”是成祖的太监,自然不会欺主,则所出建文帝之“尸”,可见绝不会假。

明成祖大索“奸臣”

  为了眉目醒豁起见,成祖内犯陷京师的经过,我再撮要提示一遍:六月初燕师以都督陈瑄投降,得以渡江,取道镇江、龙潭,直薄京师;大约在六月十三,谷王及李景隆开京城西北的金川门迎燕,燕王入城,分遣诸将守城,致书建文帝;其时皇城已闭,燕王不愿以武力破宫,还驻龙江驿。约在午后不久,皇宫火起,成祖派兵驰救,火息搜索,由成祖的太监,找出一具尸首,说是建文帝已自焚。其实不是。那么建文帝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谜,留待以后再研究,先谈成祖入承大位之初的残忍暴虐。
  成祖的本意,希望建文帝逊位让国,及至皇宫火起,才知如意算盘落空,于是一面拷问宫嫔太监,追问建文帝的下落;一面大事搜索,捉拿所谓“奸臣”。
  这两件事,前者无结果,不得已肯定建文帝自焚,而在破城后的第八天将那具尸首下葬;建文马皇后亦无下落,相传被指为帝尸者,实为后尸。
  搜杀“奸臣”则成祖可谓如愿以偿。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齐泰、黄子澄,此两公以后不太为建文帝所信任,在进退失据的困境下,每每以此两人的名位作牺牲:与燕谋和时,他们被解职;对燕强硬时,则又召还。成祖陷京时,齐、黄都在外面募兵勤王,黄子澄在嘉兴为人所密告被捕,成祖亲自审问,不屈“磔死”,族人无论少长皆斩,姻亲一律充军。但留下一个儿子,改名田经,移居湖北,子孙中后来有人中了进士。
  齐泰在燕师渡江时奉旨回京,走到半路上听说京师沦陷,走外郡想号召义士反攻。其时成祖已悬赏捉拿齐泰,他的那匹白马大概像关公的赤兔马那样,十分出名,成了一个很显著的目标,齐泰异想天开,用墨把白马涂黑,走不多远,马一出汗,墨汁淋漓,依旧褪成白色,有人诧异:“哟!那不是齐尚书的马?”因而被识破行藏,捉到京里。书生不经世务如此!而建文帝用他参国政,岂不是自找倒霉?不过话说回来,齐泰虽似书呆子,也讲原则,而且亦不算刚愎,比黄子澄要略胜一筹。
  齐泰亦是不屈而死。成祖对他比对黄子澄要客气些,给他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至于遭遇最惨的则是方孝孺。

方孝孺临危不屈

  方孝孺是明太祖开国文臣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弟子,两蒙召见,太祖看出他是乱世忠臣的气质,认为一时用不着他,派为陕西汉中的学官。蜀王慕名聘为他的世子——嫡长子的老师,以礼相待,题其书斋名为“正学”,后世尊称他为“正学先生”的出典在此。
  建文帝即位,方孝孺奉召入京为翰林院侍讲,这个官衔,顾名思义是侍奉皇帝讲读,实际上就等于建文帝的老师之一,第二年升为侍讲学士,权责也加重了,成为建文帝的最高顾问,凡有大政事裁决,往往先征询他的意见。不久,又成了建文帝的副手或代表:临朝奏事,当面决定了可否,建文帝往往就命方孝孺代为批答章折。一有空,君臣二人便商量如何臻于三代之治,甚至想复行经王莽试验失败了的井田制。建文帝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已驾乎齐、黄以上。
  燕兵内犯,朝廷讨伐,一切诏旨檄令,都出于方孝孺之手,自然也参赞军事。他出的那些计策,道衍一望即知,不会上当。譬如说,仁宗为燕世子时留守北平,方孝孺知道他的弟弟高煦狡诈,曾想夺嫡,于是定了条反间计,在成祖兵次徐、淮时,特遣一名锦衣卫千户携带诏书赐燕世子,想为高煦制造口实,引起燕府的内乱,哪知燕世子不拆诏书,连同那名千户一起送至军前,轻易破了方孝孺的计策。但是那些义正辞严的讨伐诏檄,却引起了道衍惺惺相惜之心,所以成祖最后一次出兵时,道衍特以方孝孺为托。
  道衍是这样对燕王说的:“到了京城,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请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了!”
  成祖当时答应了他的要求,等方孝孺被捕下狱,成祖记起道衍的话,同时想借重他的名望及文笔,于是派人把他召入宫内,草拟即位诏书。
  方孝孺一进宫就放声大哭,响彻殿庭,成祖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如此悲苦,我不过想效法周公辅成王的故事而已。”成王是指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成祖有些窘了。

成祖灭方氏十族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两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陷城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也。次子则尚只两岁,名文圭,禁锢禁中五十五年,号为“建庶人”,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所以释放以后,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此真人间惨不可言之事,“不幸生在帝王家”,正此之谓。
  “主少则国疑”,所以“国赖长君”这句话,还勉强可以辩解,但“长君”应另有人——建文帝行二,他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吴王允熥、衡王允、徐王允,因而方孝孺反驳:“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成祖哑口无言,只好这样说了:“这是我的家事。”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方孝孺一下子反了,把笔札掷在地上,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写。”
  成祖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成祖接口,“我就灭你的十族。”
  按:“九族”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高祖、曾祖、祖、父、本身、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再一说是外祖父、外祖母、姨表兄弟、岳父、岳母、姑表兄弟、外甥、外孙,以及本身的族人,自然包括直系亲属在内。前一说为“九代”不是“九族”,应以后一说为是。但自古极刑无过于灭九族,现在再要加一族,倒霉了方孝孺的门生。被灭“十族”的人数不可考,只知方孝孺“外亲戍边”,于万历年间赦还的,共有一千三百余人之多。
  方孝孺当然“磔死”,临终以前有首绝命词,不如《正气歌》出名,介绍在此: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死时年四十六岁,绝后。方孝孺有此决绝的表示,是因为他相信建文帝已殉社稷——这也是他的主张;如果他知道了建文帝生死成谜,或许会忍死须臾,以谋匡复。

卓敬被诛五族

  方孝孺既死,即位诏书还得有人来拟,成祖找到另一个宋濂的学生,侍读楼琏。他当面不敢辞谢,回到家对他妻子说:“我甘于学方孝孺那样而死,但怕连累了你们。”当夜自缢,不负本心。
  成祖破京之初,类似的忠烈孤臣,比比皆是,其中有个卓敬,需要特加介绍。卓敬字唯恭,浙江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后,除户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同为言官,御史以省分道,如“浙江道”、“山东道”等,而给事中配合六部分科,所以合称“科道”。卓敬为言官时,耿直无所避忌。建文初他上一道密疏,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先帝;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金、元由此而兴,所以不宜让燕王镇北平,建议徙封南昌,就近监视,万一有变,亦易于控制。这确是曲突徙薪、防患未然的救时良方,可惜建文帝不听。
  卓敬被捕,成祖虽责以离间骨肉,但颇有怜才之意,把他下在狱中,劝他投降。卓敬不屈,成祖亦不杀。哪知道衍与卓敬有仇隙,便在成祖面前进谗:“如果卓敬的建议见诸实行,皇上哪里会有今天?”成祖因而斩卓敬、诛五族。
  至于铁铉,本来一直守山东,燕军南侵,建文帝命东辽总兵杨文领兵十万会合铁铉,绝燕归路。杨文无用,所部入关,为燕将拦截,无一能至济南。建文四年四月,铁铉与盛庸战燕军于淮、徐之西,时有斩获,不幸平安一军垮了下来,盛庸亦遭败绩,铁铉不得已屯兵淮上。京师沦陷,所部溃散,铁铉被擒,解至京师,成祖亲自审问,铁铉背对殿上,丑诋成祖不仁不义,死时年三十七岁。
  明太祖最受人批评的一事,是侮辱衣冠,至成祖又变本加厉,清朝章学诚曾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之家,多沦北里。”在明太祖时,于南京乾道桥设“富乐院”,罪人眷属,发此为官妓。成祖处置建文孤忠的妻孥,实在与流寇的作风无甚分别。如《国朝掌故》所记:“铁铉妻杨氏年二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请想,这是什么皇帝!


成祖天性好杀

  这种暴虐不仁的情形,甚至在成祖得位十年以后还存在,如《南京司法记》: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妇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批:“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又奏:“黄子澄妻生一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批:“都由他。”
  成祖对建文死难诸臣,余憾不释,一至于此,在历史上,实所罕见。《明史》号称良史第一,于此多所隐晦,不是略而不提,就是说她们自杀,如方孝孺的女儿,本传不详,而《剑气珠光集》有记:
  方正学家在雨花台下,以枝梅树为记,其女发流教坊,遂隶籍焉。
  成祖的严苛好杀,出自天性,在他晚年,宫中还掀起了一件杀人盈千、株连极广的大狱。事起于一名来自朝鲜的妃子,因争宠,谋害了另一名来自朝鲜的权妃。成祖因为有朝鲜血统,饮食非权妃照料不能适意,所以对权妃被害震怒不息,穷治其事。《明史》中对此只字不载,傅斯年先生曾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考证其始末。此是另一个宫闱故事,这里从略。
  仁宗即位后,立即赦免“靖难之变”中的死难诸臣的家属,遣戍者大都放还,并有“御札”,凡“建文中‘奸臣’家属初发教坊、锦衣卫、浣衣面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在,并宥为民,给还田土”。善于为父补过,不愧为“仁”。
  我们现在要谈燕师入金川门时,建文帝的动态及下落。当时情形,数百年来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记载,只能根据各种迹象来判断。首先所能确定的是,当时并没有重要的大臣在建文帝身边,只有少数的文学侍从之臣与他一起绕殿彷徨;建文帝可能有自杀的举动,但绝没有死——他是出亡了。这一点绝对是事实,而除此一点事实以外,其他就只有像猜谜一样去猜了。


传建文帝出家遁走

  建文帝是如何出亡的呢?他是“化装”成和尚混出京城的。这一点已成定案。但其间过程,说法不同:一说系近臣为帝祝发,相偕出“鬼门”逸去,这个传说,时日分明,行迹清楚,有头有尾,枝叶俱全,似乎不能令人不信;另一个说法是一位高僧名溥洽者,为帝剃度,此说见于正史,《明史·姚广孝传》:
  道衍定策起兵,及帝(按:指成祖)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曾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这是建文帝出家遁去,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成祖为绝天下人怀念故主之心,明知建文帝未死,而故意说他阖宫自焚;这样就不能承认建文帝做了和尚,自然也不能课溥洽以私助建文帝出亡的罪名,因而“以他事”收捕溥洽下狱。同时,在暗中大搜建文帝的行踪,受命担任此任务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给事中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太监”郑和。
  胡是常州人,他与成祖并没有特殊的关系,而能被选中担负此极端秘密艰难的任务,可能因为他的“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的性格,最宜于做私访的工作。《明史本传》:
  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到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

郑和赴海外查访

  胡这一次远行,目标在两湖江浙一带,显然是因为得到情报,建文帝遁迹在这一带的佛寺之故。他化装成一个性好寻幽探胜的书生,每遇名刹古寺、大小庙宇,总要做整日的盘桓,与僧众闲谈论佛法,借以查访踪迹,这样又是好几年。
  另外往海外寻访的三宝太监郑和,在海外还要久。郑和的事迹,昭著于国史,艳传于人口。明朝太监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明朝亡于宦官阉党,于此,附带谈一谈明初的太监。
  明太祖定天下以后,开国规模,尽惩前代之失。宦官之祸,自汉十常侍以来,史不绝书。太祖对此特持戒心,最初在宫内供奔走的,不到一百人;到末年颁祖训,定为“十二监”,计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以司礼监地位最高,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则等于皇帝个人的“特别助理”,后世僭窃政柄的大珰,都以此职衔与内阁抗衡、交结,乃至指挥。而在太祖年间,定制宦官不得兼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每月给米一石,衣食都取给于内廷。太祖还镌刻了一块铁牌,置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到了建文朝,秉承先帝遗意,对宦官的裁抑,尤为严厉,曾有诏旨,太监奉旨赴各地公差,如有不法情事,准许地方官锁拿解送至京。
  宦官的用事,起于成祖。最初,成祖利用京里的太监刺探消息,尤其在将渡江时,许多太监逃入燕军,对宫中情形、朝廷虚实,全部泄露,成祖颇为得力,因而一改前朝法度,开了重用太监的恶例。
  在永乐初年,成祖即用太监办“外交”,遣内官监李兴奉敕宣慰暹罗国王;永乐三年命郑和通使西洋。郑和是云南人,很早就在成祖身边,即使精明强干,但通使外国,又何致遣派阉人?可知通使其名,另有目的。
  当时的传说,建文帝做了和尚,遁往西南,可能由云南出境,转往南洋,郑和的使命,即是到海外去查访建文帝的踪迹。


许多神秘传说

  郑和前后出使七次,历时三十年,所经南洋三十余国。但是,他的任务到后来显然变质了,由访建文帝的行踪转变为外交工作。因此关于“建文帝之谜”,郑和这部分的情形,可以不谈。
  建文帝做了和尚,或者说扮做和尚出亡,事无可疑。所成为谜者,是他离京时的情况,以及此后数十年的行踪。有明一代,不断有人想探索这个谜,甚至强作解人来解答这个谜。到了清初修《明史》时,因为“朱三太子”一案,于“靖难”史实有所顾忌,湮灭了若干真相,使得本来就不甚易解的谜,越发难解。但以史学的眼光来看,由这个谜带来的两个问题才是最值得去探索的:第一,成祖取得皇位以后,大局很快地就稳定了,何以对做了和尚的建文帝耿耿于怀至二十年之久?第二,建文帝生来颅骨偏歪,此是极易辨认的一个特征,何以成祖暗中搜索至二十年之久,未得确实结果?这两个问题,似乎历来研究明史的专家,都未曾并在一起研究过,值得重新加以体认。
  建文帝之谜难解,原因之一是不仅为建文一个人的问题。当燕师入京之日,朝官不愿投降的,多在当天夜里从城上用绳子吊到城外,一夕之间遁去者四十余人,其中有的列名于成祖的“奸臣榜”中,被抓了回去,有的从此不知所终。而随建文帝出亡的,据说亦有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的下落无人知道。怀念忠义,兼以好奇,于是有许多神秘的传说自明初流行到明末。这些传说,有一部分被收入《明史》,如“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细察传说的内容,实为寓言,如: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明史》一百四十三)

“补锅匠”的故事

  “葛衣”是夏服,燕师入京在六月十三,这表示他是从京城里逃出来的;“破缕缕不肯弃”,正以此葛衣为一极惨痛的纪念品,终身不可忘。“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表示建文旧臣虽成新贵,但对故人仍加维护,显得并不如何效忠于成祖。“西北风起,火我”,是希望魂归东南,而“勿埋我骨”,则信有骸骨还乡之日。这则寓言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民意”。
  “补锅匠”的故事是如此:
  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此当有其事,但并看不出与出亡后的建文帝有何关系。此外,有隐于佛寺的、有隐于江湖为医卜星相的、亦有入山唯恐不深的。这些建文孤忠,为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先例,清兵入关,朱明遗臣耻事新朝的,大多亦如此归隐。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制造”传说了。这两本书,一本叫做《从亡随笔》,一本叫做《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在谈这两本书之前,先要介绍一位“传奇人物”,这个人叫程济,《明史》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

《致身录》如斯云云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已证明为虚构,因为“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靖难”师起,朝廷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东昌大捷”。既无所谓“徐州之捷”,则又何来所谓“树碑纪功”?但这个传说能够被采入正史,可知流传甚广,照它的内容来研究,编造此神乎其神的故事的人,虽昧于史事,却知乎“道术”,看上去是个相信“先天数”的人。
  相信“先天数”的人,照现代的术语来讲,即是个“宿命论者”,他们相信凡事皆由天定,一物之微,成毁亦早经注定,非人力所可抗衡,能预知后果,则知所趋避。而照传记所述,程济应亦为此道中人,他能预知燕王必得天下,必定要“按碑行诛”以为报复,所以“一夜往祭”。而他本人则适以“椎碑”椎去了名字,得以幸免。
  于是好事之徒,或者说“有心人”,编造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即以程济为主要配角,说他是为建文帝祝发之人,并托名撰写《从亡随笔》。程济有无此随笔,固为疑问,但后出而与《从亡随笔》大同小异的《致身录》,则已可证明其为伪书。《明史》一百四十三:
  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王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具”者具体,伪书为欲求信于读者,常写得特别详细,两书都说当建文帝得报金川门失守时,长叹想自杀,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亡。”又有个太监王钺说:“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说是‘遇到大难时才可打开’。这箱子收藏在奉先殿。”
  群臣一听这话,都说快把箱子取来。等抬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一脚把它踩破,里面有“和尚的身份证”度牒三张,上面的名字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一应俱全,另外还有白金十锭。箱子里面用朱笔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当箱子刚抬来时,“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等箱子打开,建文帝才知道他祖父要他做和尚,便说:“数也。”就在这最初的一段叙述中,便有两个漏洞。

建文帝出亡传闻

  第一,既然这个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异常坚固,何以程济一脚便能踩碎?第二,太祖既有这样的遗命,自然也有妥当的安排,当箱子抬来后,理应先打开看个究竟再作定夺,何以箱子未开,建文帝即命举火,而马皇后亦遽尔自焚?凡此都是情理不通的地方。
  以下所叙述的还有漏洞。照书中所记,当时由程济为建文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意随亡,这样,“应文”、“应能”都有了,另有一个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于是相继改装。其时殿中有五六十人之多,多愿保护天子出亡。建文帝认为人多反而引人注目,易生不测。大家一听这话也不错,纷纷痛哭而去。
  随建文帝出亡的,一说九人,一说八十人,依照朱笔遗命,从“鬼门”而出;门外河边停着一条船,船上有个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接驾。见了建文帝,伏地叩头,口称“万岁”,说是太祖托梦,命他在此等候,一起上了船到太平门登岸,在神乐观暂住。不久“应能”、“应贤”他们也都到了,出亡的一共是二十二个人。
  上述的说法,如“托梦”云云,一望而知是胡说。但建文帝做过和尚,在西南一带有其行迹,实无可疑;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最后胡也见到了建文帝,《明史·胡传》说他在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二十一年还朝,其时成祖亲征在外,于是“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寐,闻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至是疑始释”。孟心史先生就此下断语:“还朝必驰赴宣府行在,为有确讯可报也。帝已寐而急起召入,为知此来必有所报,而不能复稍延也。所云‘至是疑始释’,必已得建文之确实表示,不与争国,而后心乃安也。……观入对至漏下四鼓乃出,则其语必甚曲折,非得建文帝有若何死亡之讯一言而讫者可比;殆必曲传建文甘心让国之意,能使猜忌之文皇亦听而自安。”


老和尚突然自首

  孟心史先生的话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于此我们看出,明初百姓的故主之思是如何强烈,以及这一份民心对成祖的威胁是如何严重。因为有那么强烈的故主之思,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事实上胡虽是秘密查访,而各省地方大吏,必已奉到密旨,对于胡的任务应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就等于动员了全国性的官方力量,大搜在外形上有特征、易于辨识的建文帝,亘二十年之久,始得一面,其间随处得到百姓的掩护的情形,可想而知。受传统伦理观念支配的百姓,特别是农民,内心深处都有单纯而强烈的正义感,厌恶以诡谲手段篡窃政权的任何人,如果不是一方面建文帝出亡以后无所作为,一方面成祖的施政粲然可观,则明朝的帝系,是否能由燕府一系保持,大成疑问。
  关于胡的任务以及宣府复命以后成祖始“听而自安”,这要后世方始明了,在当时是不可能为民间所知的。以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宗正统六年,有个老和尚突然去见广西思恩州知州,大声说道:“我就是建文帝。”州官大惊,面报藩司,飞章入奏,把这个自称为建文帝的老和尚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十二个人,解送到京,命御史审问。
  这位“建文帝”自称年已九十余,死后想归葬在孝陵旁边,所以自首。御史问他,建文帝生在洪武十年,应该只有六十四岁,怎么说是九十余?于是审出实情,这个和尚名叫杨应祥,自然论死下狱。而另有一说,当时曾由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认真相。“建文帝”问道:“你不是吴亮吗?”吴亮不承认,于是“建文帝”又说:“我记得有一次御便殿进膳,是你‘尚食’,我正吃子鹅,丢了一片在地上,说赏你吃;你手上拿着酒壶,跪在地上,学狗的样子,把那片子鹅舐了吃掉了。你难道不记得这件事?”吴亮一听这话,伏地大哭;建文帝左脚趾上有黑痣,吴亮求证以后,捧着“建文帝”的脚又哭。但复旨既不能说真,又不忍说假,左右为难,只好上吊自杀。而“建文帝”则终被“迎入西内”。
  这个说法,被谷应泰收入《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相当生动,而实为不经之谈。


清修《明史》的争议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牧斋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胡和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成祖有那么仁厚吗?当然不!不过钱牧斋是明朝的臣子,不如此调停其间,又如何说法?其人虽晚节有亏,在这些上面,不失史实之真,不暴君父之恶,立言得体,应该要佩服他。
  谁知这已有定论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时,忽起争论。因为康熙初年有“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绝无仅有只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季野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季野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于是而成为对万的厚诬。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按:成祖名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此亦是研究明史所不能不知的一番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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