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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期明朝政权的建都问题 —────围绕洪武24年皇太子的陕西派遣

文章作者:日本国立山形大学 新 宫 学 文章来源:JIANWENDI.COM 点击:6204 发布时间:2008-2-11 14:22:22 [评论]

前 言

  自古以来,在黄河流域形成的统一国家—中国,在三国、南北朝时代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的河谷平原和江南三角洲的开发,经济的重心逐渐开始移向东南。五代以来直到北宋,大多数王朝定都于开封,都是依据这种经济重心的变化。后来,到了近世社会,长城以外的北方民族,依靠其军事上的优势,建立了辽、金、元朝,并迁都于农耕地域和游牧、狩猎地域交界的现在的北京,结果,汉族政权被撵到江南。这样一来,在中国本土就出现了应该说是“第二次南北朝(1)”的南北分裂的政局。从唐朝灭亡算起,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虽然由元朝世祖忽必烈实现了领土的统一,但是,在蒙古族王朝统治的90余年间,实质上仍处于分裂状态。
  到了元朝后期的天历元年(1328),出生于南北分裂交界的淮河之畔的朱元璋,投身于红巾军并南下,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在南京建立了明朝。进一步派遣大将军许达等前往北方,于8月攻下大都,结束了异民族的统治。于是,明朝重新继承了实现南北社会统一的课题。
  明朝是在经济发达的地位已经确立的江南定都,统一了全国的第一个王朝,也可以看作是把政治的中心和经济的中心统一起来的一个新的尝试(2)。但是,这个尝试并不长久。因为太祖洪武帝死后,发生了靖难之役,篡夺了皇位的永乐帝,于永乐19年(1421)断然实行迁都北京。可见,洪武帝和永乐帝的政策基点显然不同。宫崎市定在他的论文“从洪武到永乐——明朝初期政权的性格——”(3)中,着眼于这一点,从元、明革命的连续性这个新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宫崎认为,永乐帝政权,在打倒建文帝的文臣政治恢复武臣政治这一点上,继承了太祖政治,但是,在积极推行蒙古亲征和安南平定等外交政策,企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的贸易同盟这一点上,倒是向元朝的回归。他还指出,永乐帝的政治带有作为忽必烈的继承人的一面。
  后来,檀上宽从洪武帝直到晚年都计划“北方迁都”这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与宫崎相反的见解,即重视从洪武到永乐时代的连续性的见解(4)。檀上的研究,是把从洪武直到永乐年间,初期明朝政权的形成,作为从“江南地主阶层利益的代言机关”的封闭的“南人政权”脱离出来的内在过程来把握,把涉及到政权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看作是洪武时代的“京师问题”。以前的明初研究,是把有关朱元璋的狭义的政治史研究,与地主制和里甲制研究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割裂开来,而这一研究,则是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史研究的方法。
  但是,在那里,由永乐帝断然实行北京迁都也被看作是洪武帝以来的方针,如书中所说的那样,“作为具体的城市,洪武帝有时选择了北京,(中略)但说到底,只不过是实现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志”(檀上著书第41页)。由于过于强调洪武和永乐的连续性的一面,其结果,极大地改变了初期明朝史的靖难之役,以及后来的北京迁都所具有的意义,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其实,谈到洪武帝晚年北方迁都计划的文章,檀上的论文并非第一篇。早在1935年,吴晗依据《明史》、郑晓的《今言》等史料指出,从洪武初年到24年这个时期,出于控制北部边疆的需要,洪武帝多次提出迁都西北的计划(5)。以加强对北部边疆的军事统治为理由的吴晗,和提出了从“南人政权”脱离出来这个新观点的檀上之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洪武帝晚年的迁都计划本身,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
  但是,明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实录中,完全没有谈到有关洪武帝晚年的迁都计划。不过也有人指出,现存的《太宗实录》,是奉篡夺了皇位的永乐帝之命,进行了两次编辑修改,其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反映了永乐帝的意图的“粉饰”和“曲笔” (6)。如果仅仅是檀上所指出的那样,永乐帝的北京迁都是继承了洪武帝的北方迁都计划,那么迁都计划的来龙去脉,在实录中也应该是大书特书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表明,这个被称之为晚年的北方迁都计划,在编纂实录时,没有考虑使永乐帝所实行的北京迁都正当化。
  本文主要想就洪武帝直到晚年都打算迁都北方,与历来所理解的洪武24年的皇太子陕西派遣问题,作一些探讨,阐明这个派遣是为了别的目的,至少在放弃了中都建设10年以后,以南京为中心的体制在确立,24年这个阶段洪武帝本人计划“西安迁都”的看法,是不妥当的,以便为重新探讨永乐帝断然实行北京迁都的历史意义奠定基础。

一 “明史”朱标传的疑点

  如前所述,檀上关于首都问题在初期明朝政权确立过程中的地位的研究,其分析方法是应该继承的,但从洪武朝和永乐朝的一贯连续性的角度进行追溯分析这一点,值得商榷。当然,檀上也承认,洪武政权和永乐政权在政策基点(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消极政策和积极政策)上存在着差别。但他认为,如此具有永乐朝特征的出色的外交政策,也是来自“中华皇帝的逻辑”,从而使脱离南人政权实行统一政权,即由永乐帝完成明朝的“一元化统一体制”成为可能。他还列举北京迁都作为重要的理由,认为永乐朝“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洪武朝的方针”(檀上著书40页),“迁都才是真正继承了朱元璋的意志”(7)。这种理解的前提,是基于洪武年间“北方迁都计划”已经存在这个事实。据檀上所述,所谓北方迁都计划,是经过洪武23年的“李善长之狱”,“在政治、经济上国家基础更加巩固的明朝政权”提出的新政策,“洪武24年8月,洪武帝命皇太子巡视西安地方,表明了迁都那个地方的意思”(同书65页)。
  檀上的论据是,《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朱标)传的下述史料(8)。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势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淆函・终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涇・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風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中略)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史料A〕
  但是,仔细研究《明史》朱标传的这段文字,并没有清楚地记载着洪武帝“表明了迁都(西安)那个地方的意思”。从以上的史料可以准确地看出,洪武24年8月以后的动向只不过是如下三点:①奉洪武帝之命,皇太子巡抚了陕西地方。②巡抚的目的在于,视察以险固而闻名的西安的风俗,慰劳那里的民众。③皇太子朱标返回南京,把陕西地图呈献于洪武帝之后患了病,但他还就建都问题提了建议。
  派遣皇太子前往陕西的事实,根据《明太宗实录》卷211,洪武24年8月乙丑(11日)条也可以确认。
  命皇太子巡抚陝西。上谕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数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風俗,慰劳秦民”。於是择文武之臣扈从,皆给道里费。仍命经过府县以宿顿闻。〔史料B〕
  不过,实录的记载,也没有涉及与迁都的关系,派遣的目的与《明史》的记载一样,只是记述了视察陕西风俗和慰劳民众(9)。 
  那么,檀上是根据史料A的哪段文字,把派遣皇太子的理由理解为西安迁都的呢?结合引用的史料判断,可以看出是从旁线部分的理解得出的(10)。“先是・・・・・・至是”这个惯用句,是在追溯时间背景等进行说明时使用的。的确,洪武帝派遣皇太子前往陕西的契机,似乎可以理解为是御史胡子祺的西安迁都提案。
  可是,查阅御史胡子祺提案的提出时期,正如以下引用的《明太宗实录》卷106,洪武9年6月戊子条所记载的那样,不是洪武24年即将陕西派遣之前,而是早在洪武3年提出的(11)。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为延平府知府。子祺吉安吉水人。洪武三年以儒士举赴京,试於吏礼二部,中选者十九人。(中略)与选列。适太史奏,文星见。上喜,十九人皆擢监察御史。子祺首上书,请都关中。其略言曰,(中略)上览奏称善。寻陞广西按察司佥事。(中略)至是,陞延平府知府,逾年以疾卒於官。〔史料C〕
  因此,应该指出,上述《明史》的记载本身存在着重大的疑点。就是说,怀疑他是把《明史》的记载(史料A)与史料B和史料C简单地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看法。确认这一点不容易,但至少从御史胡子祺提案关中(西安)迁都的洪武3年,到派遣皇太子前往陕西的24年,这中间二十多年的空白不填补的话,就决不能说从《明史》朱标传的记载,可以得出陕西派遣的目的在于“西安迁都”这个结论。

二 派遣皇太子的目的

  1、秦王府问题

  那么,皇太子陕西派遣的目的何在?我想重新作一些考察。洪武24年8月,洪武帝给皇太子的谕旨为“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公布的派遣目的,是视察秦王府所在的陕西风俗和慰劳秦民。皇太子从南京出发大约一个月后,于9月9日到达西安,受到官僚以及当地有关人士的迎接,皇太子赐予他们银两和交钞以示慰劳(12)。
  为了视察地方,派遣皇太子在这个时期不去别处而去西安,实际上另有原因。《明史》卷116,诸王列传1,秦愍王樉传记载有,
  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中略)二十二年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为宗人令。二十四年以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藩。
  就成为重要的线索。据说,洪武帝的二儿子秦王,洪武11年23岁时就藩西安,22年就任掌管皇族的属籍和玉牒的宗人府长官宗人令,当时因屡犯众多过失,而被召回南京。
  派遣皇太子前往陕西,是在那个事件之后,可以推测,其目的是为了对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理善后事宜。的确,在《明太宗实录》卷211,洪武24年8月乙卯朔(1日)条,可以看到“召秦王樉还京师”,召还秦王,是在派遣皇太子的命令发布前10天(13)。有关秦王过失的内容,实录没有直接谈及(14)。但谈迁“国榷”卷9的同日条记载有:
  秦王樉見宮瓦碧,将杀耿炳文。上召王还。久之,又市人浙江。至是召还京师,十二月遣归。
  因企图杀害曾经作为秦王府左相,负责王府成立筹备工作的耿柄文(15),再加上进行人身买卖,激怒洪武帝而被召还。
  不过,这个记载并不是没有问题,明末清初的谈迁所依据的史料尚不能确定,以及允许其返回西安的时期(后述)有出入等。但是幸运的是,从《明太宗实录》卷210,洪武24年7月壬子条所记载的给秦府致仕长史文原吉的谕旨,也可以看出秦王过失的一端。
  左长史文原吉,昔在秦府终其任,而国赖以安,民乐田里。一旦致政而归,国凶而民扰。所以然者,由群小憸邪导其为非。於是,忠良奸宄昭然可见。使朕念卿夙夜不忘。
  据记载,文原吉致仕以后,由于缺乏合适的辅导秦王的官僚,致使秦王府生祸,扰乱了民众的生活(16)。有关祸害的内容,虽不很明确,但文原吉致仕是21年9月(17)的事,所以问题也就发生在那以后。但是,这些事实暴露出来,最早追溯到洪武帝派遣特使给文原吉送去了币帛的24年7月以前。23年9月,命令礼部给秦王、晋王、燕王的世子,铸造黄金15斤的金印(18)。之后不久,就把给秦王世子的铸造停止了,估计一定是与这个时期问题被发现有关。
  总之,根据这样的背景,24年8月1日秦王被召回南京是确定无疑的。10多天后,皇太子被派往陕西。可以断定,如上述洪武帝谕旨中所说的“慰劳秦民”,慰劳发生混乱的秦王府所在的西安民众,是派遣的目的之一。
  召还以后,秦王与晋、燕、周、楚、齐、湘六王府也不同,没有参与胡椒的赐予(19)等,在南京,显然处于近似于反省处分的状态。之后,于25年7月(20)解除反省处分返回西安。在此之前,于5月给在秦王反省期间担任辅导的纪善王妃等13人,赏赐了罗绮和帛钞(21)。此后,好像没有再发生什么问题,26年3月加强了秦王府的护卫(设立西安中护卫、左护卫、右护卫三卫)(22)。
  附有嘉靖36年序文的高岱《鸿猷录》卷7,封国燕京记载有:
  二十三年庚午,文皇帝既之国。太祖欲诸王知军旅之事,乃敕秦王率晋王・燕王督诸将分道北征残虏。秦王・晋王师久不出。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迤都山,擒虏将乃儿不花还。秦王上言,文皇帝不遵节制。文皇帝亦上书自列。太祖廉知其情奖慰之。仍降敕谕戒秦王。
  据说,洪武帝要把北部边疆的军事指挥权委托给诸王,23年命令秦王率领晋王和燕王去北征时,秦王和晋王的军队迟迟不动,秦王受到了训诫。对此,《明太宗实录》卷199,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条记载有,“诏晋王・今上(燕王)各率师往征之”,向晋王和燕王下了北征的诏书。晋王没有发现蒙古兵返回来了(23),而燕王则征服了乃儿不花,因此,洪武帝高兴地对群臣说,“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 (24)。现存的《太宗实录》,如前所述,经过两次编纂修改,充分反映了永乐帝的意图,这部分就是其中之一。那暂且不提,实录中记载的,抛开素有“严毅英武(25)”之评价的二儿子秦王,只命令三儿子晋王和四儿子燕王出征,尽管管辖区域有所不同,也有些不自然,如高岱所述,秦王被派去北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晋王府问题

  在派遣皇太子之前,在太原就藩的三儿子晋王棡也被告发企图谋反(26)。《明史》卷116,诸王列传1,晋恭王棡传记载有:
  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太原。(中略)或告棡有异谋。帝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二十四年太子巡陕西归,棡隨来朝。敕归藩。自是折节,待官属皆有礼,更以恭慎闻。
  听了告发的内容,洪武帝勃然大怒,要对晋王加以处罚,但由于皇太子说情,晋王才免遭处罚,皇太子视察陕西后带他一同返回南京。姜清《姜氏秘史》卷1,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其经过(27)。在五台山秘藏武器企图谋反的事实查清后,勃然大怒的洪武帝要发兵予以讨伐,但皇太子希望事件能得到稳妥地解决,便提议亲自视察北部边疆把晋王带回到南京。据说,这个建议得到洪武帝的恩准,游历了燕、代、晋各王府。
  另外,据《姜氏秘史》记载,只是弄清了告发的时期是洪武15年以后。但是,皇太子游历北部边疆最早是24年,可以肯定告发是在这个时期。至于去没去燕王府所在的北平(后为北京)和代王府所在的大同,实录中完全没有记载。皇太子到达西安是9月9日,返回南京是11月28日(庚戌),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去了北平的可能性不可否认(28)。但第13个儿子代王桂,实际在大同就藩是25年9月(29)以后的事情,皇太子在游历边疆中并没有见到代王。总之,根据实录的记载可以确认,皇太子视察北部边疆返回南京的那天,晋王也回到南京(30),这表明皇太子成功地把晋王带回来了。
  如上所述,这个时期的晋王和燕王一起代替功臣,事实上担负着守卫北部边疆的重任(31)。关于控告晋王策划阴谋的事实,遗憾的是从与实录同时代的史料中难以确认(32)。但从皇太子前往陕西后,8月21日洪武帝给皇太子的谕旨中可以看到其痕迹。
  今命尔巡行陕西。方渡江之际,天道赫然有变,雷起东南。尔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尔前行,雷后随,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间,久阴不雨。占法,主阴谋事。尔宜愼举动,节饮食严宿卫,亲君子远小人。务在存仁养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尔其愼之。
  洪武帝一方面认为,皇太子为赴陕西横渡长江时所发生的雷鸣,象追赶皇太子一行似的,是个好兆头,另一方面又察觉到持续了十多天的阴沉的天气,象是要下雨又没下雨,似乎在策划阴谋的样子,便提醒皇太子要多加注意。
  23年,洪武帝要赋予当时驻守在北部边疆的诸王以军事权,同时又重提10年前胡惟庸之狱的旧事,开始对李善长以下的功臣进行肃清。肃清功臣,作为目标的功臣们当然不用说,与他们结有婚姻关系的诸王,不少都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就藩的第8个儿子潭王梓焚身自杀,是因为王妃於氏的父亲都督显和兄弟指挥琥,受当时胡惟庸之狱的株连被杀戮(33)。另外,就藩以来大体经历了10年的北方诸王,也并非都是象洪武帝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了作用的,诸王的封建体制也在滋生着各种各样的问题。22年11月,在山东兗州府就藩的第10个儿子鲁王,因服金石药而夭折,洪武帝赠送了“荒王”的谥号(34)。12月,又发生了因在开封就藩的第5个儿子周王橚,随意离开封国移住凤阳而被谪迁云南的事件(35)。
  从以上考察的秦王和晋王的事例可以看出,这种诸王封建体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明显化了。因此,24年皇太子陕西派遣,并不是把迁都西安作为目的,而是如佐藤文俊已经指出的,应该理解为是去视察北部边疆防卫的实际情况,以南京为首都作为前提,来调整以北部边疆为中心配置的诸王封建体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三 洪武8年以后首都南京的建设过程

  上述考察表明,皇太子的陕西派遣不是为了“西安迁都”,而是为了解决秦王和晋王所发生的问题,以及视察北方边疆。那么,派遣的事实以外,“西安迁都”的动向,在这个时期能否看得出来,关于这一点,想进一步作一些探讨。
  这个时期,提出迁都问题的背景,檀上的解释是,“作为朱元璋,经过最后的镇压和李善长之狱,大体实现了国内的安定,现在,要完全切断与江南的不解之缘,推行焕然一新的政策。换句话说,国家统一以来,从作为南人政权这个闭锁的国家摆脱出来的夙愿,就寄托在这个迁都上”。但实际上,25年4月,皇太子因病突然死去,据说迁都计划不得不中止。其理由是根据《天下郡国利病书》第8册,江宁卢安,南京宫殿的记载推测的。“朱元璋由于失去最喜爱的皇太子所受到的打击,以及年事已高,那以后,似乎也就没有重新大兴土木进行迁都的精力了”(檀上著书65、66页)。
  初,大内填燕尾湖为之。地势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后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禄寺灶神文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々按古有绪。维宮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云。
  〔 〕内为檀上引用的部分。
  这个史料,依管见,只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记载(36),而且只收录了祭文的一部分,所以整个文章的意思有些不够明确。
  祭祀灶神的习俗,在南京,每年12月24日的傍晚举行,那天灶神升天,向主宰万物的上帝汇报那家一年中的过失,所以是为了钳口供奉糖饼类的活动(37)。因此,后半部分的文言,“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是回顾当年4月发生的皇太子突然死亡的不幸,不得不把朱家的命运寄托于天,直率地吐露了朱元璋在25年的心情。但是,从“维宮城前昂中窪,形势不称”这种风水上的问题而考虑迁都,并不限于吴晗和檀上所说的,是指24年的所谓“西安迁都”的动向。倒是对洪武2年9月开始后被中止的中都建设(38),以及上述洪武3年御史胡子祺西安迁都的提案,洪武帝表示赞同的事实。
  这就是说,因为填拓相当于多半个大内的燕尾湖(前湖)建设新宫殿,是吴王时代、至正26年(1366)的事,风水上的问题,可以认为是朱元璋本人早就认识到的。在此基础上,洪武11年再次决定把南京作为“京师”。由于缺乏史料,证实这一点很难,据我看来,洪武帝直到洪武20年代还没有计划迁都于南京以外的地方。下面,为了确认这一点,我想着重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稳步而顺利进行的南京首都建设过程。
  据近几年张泉的研究(39),明初南京城的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1阶段 元至正16~25年(1356-65) 作为作战根据地时期
  第2阶段 至正26~明洪武2年(1366-69) 应天府被定为首都時期―第1次建设高峰期
  第3阶段 洪武2~8年(1369-75) 立开封为“北京”,中都(凤陽)和南京的建设並行进行时期
  第4阶段 洪武8~31年(1375-98) 放弃中都废止“北京”,重新定南京为京师时期―第2次建设高峰时期
  第5阶段 建文元~永乐18年(1399~1420) 北京迁都的准备时期
  问题是陕西派遣的洪武24年,正值第4阶段即第2次建设高峰期。这个期间,是从2年9月开始的中都建设马上就要完工的8年4月突然中止时开始的。大内宫殿和太庙、社稷坛的改修工事动工,完工后的11年正月,南京再次被定为“京师”。那以后,宫殿当然不用说,接着就是城墙和街道,以及军民的房屋等建设高峰,首都南京的基础建设在不断进行。
  根据笔者详细地探讨,第4阶段可以进一步分为3个时期:
  第1期 洪武8~11年 中都建设中止的诏书之后,8年9月南京大内宫殿改建的诏书下达,可以说是“南京回归”现象的盛行时期(40)。太庙、社稷坛和天地合祀的圜丘(大祀殿)的改建等一系列礼制上的整备也在进行,等10年10月大内宫完工,11年正月改南京为“京师”,废止北京(开封)。现在,位于中都城(凤阳)西南郊外的皇陵竖立的皇陵碑,就是当年4月洪武帝亲手重新书写的,碑文中明确写着“倚金陵(南京)而定鼎”,并打算改葬皇陵,后因卜者的反对而中止(41)。
  第2期 洪武10~16年 选定皇城东北角的钟山(紫金山)的南面为皇陵地,并动工建设时期。马皇后卧病不起,陵墓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4年12月选定钟山陵地,尚在建设之中,第二年的8月就死了。9月,皇后的灵柩埋葬于皇陵,命名为“孝陵”。16年5月孝陵殿竣工。在此之前,随着皇城西北角的鸡鸣山地区的整备和皇陵建设,不得已而迁移的灵谷寺等,也在东北地区重新进行建设。
  第3期 洪武16~31年 宫殿和陵墓的建设告一段落,文武各官厅的迁移整备和街道、桥梁、城墙、城门,以及京官的官舍和国子监生的宿舍等,首都整体的基础建设和充实的时期。首先是19年12月,通济、聚宝、三山、洪武等门的改修,以及新建了后湖城和六部围墙(42)。尤其是洪武帝“最后安身立命之所”的西宫(43)的建设,也于22年破土动工。23年新设了外城(外郭城)15门(44)和各千户所。这是一个把钟山和雨花台等重要的群山都包围在外郭城中,强化防卫的同时,使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南京城的都城规划,更适合于传统规划的首都整体规划。10月,把历来的南北二兵马指挥司,改编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指挥司,这是把前不久扩大整备的首都南京的都市空间,重新划定和调整后所采取的措施(45)。那以后,洪武帝在位期间南京的整备都没有中断。25年,改建了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钦天监(46)。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有关刑法的官署,已于17年迁至太平门外(47),但宗人府和吏户礼兵工五部,迁至广敬门(洪武门)的东面,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和太常司、钦天监迁至西面,文武各官厅分别并列于皇城南面的左右两边。还建设了大内金水桥和端门、承天门楼和长安东西二门,使皇城的威严更加充实。27年8月扩建了京都酒楼(五楼),10月改建了翰林院、詹事府、通政使司、锦衣、旗手二衛,30年还改修了国子监和孔庙。
  洪武帝表明“西安迁都”的24年8月,处于第3期。这个时期,首都整体的基础整备进入最后阶段。虽然说只不过是状况证据,但在这样的时期计划新的迁都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另外,在考虑首都问题时,与宫殿同样重要的是皇陵的位置。在南京郊外开始建设孝陵进入第2期以后,再次提出南京以外的迁都问题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小的(48)。
  皇太子派遣一个月前的7月所实施的富民阶层强制移住南京也值得注目。
  上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廼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於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戸。(《明太宗实录》卷210,洪武24年7月庚子)
  洪武帝引用汉高祖实施的关中徒民的故事为例子,决定向首都南京而不是西安强制移住。有关永乐年间实施的富民阶层移住北京,拙稿中已经涉及到了。由于有关官厅是工部,这表明富民阶层的强制移住,与首都南京的都市建设是密切相关的(49)。即当时南京首都建设的最后阶段正在顺利进行,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财力(50)。根据洪武帝的指示决定的富民移住,雄辩地说明洪武帝本人为当时南京的建设竭尽了全力。

结 束 语

  最后,想就皇太子陕西派遣回来呈献了“陕西地图”这一点作一些考察,以此来结束本文。上述《明史》卷115,朱标传所看到的有关呈献地图部分的记载,附有隆庆元年序文的郑晓《吾学编》卷14,皇明同姓诸王传,懿文太子传中,有下述几乎相同的文字记载,《明史》显然是以此为依据的。
  比还,献陕西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卒。
  有关这一点,出于贬低皇太子朱标和其子允炆(后为建文帝)的永乐帝的立场,修改编纂的现行的《太祖实录》中虽然没有记载(51),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明史》一样,在《吾学编》中,执意提议西安(52)建都的不是洪武帝而是在病床上的皇太子。
  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卷24,“懿文皇太子挽诗十章”中收入了下述律诗,诗中涉及到皇太子呈献了西安的“相宅图”。
  相宅图方献,还宮疾遽侵。鼎龟悬宝命,笙鹤动哀音。
  谁绍三皇治,徒倾四海心。关中诸父老,猶望翠华临。
  试译如下:“皇太子呈献相宅图后,返回宫殿突然被病魔侵扰。即位在望而逝去,仙鹤悲哀得叫出了声。没有人继承象太古三皇那样(皇太子)的政治,天下的人们倾心无望。关中盆地的父老乡亲,现在也盼望着天子的旗杆伴随驾临”。无需多言,方孝孺是被建文帝重用,靖难之役后也不屈服于篡夺了皇位的永乐帝而遭屠杀的人物。据说,在永乐年间,对与方孝孺有关联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追查,仅仅是收藏他的诗文就会被判死刑(53),所以,悼念建文帝父亲之死的这首诗,能流传后世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从这首诗的第5、6句来判断,应该是允炆被册立(54)为皇太孙以前的事,估计是在洪武25年左右,方孝孺作为汉中府学教授,前往陕西赴任顺便到西安时,根据实际见闻而写的。这首诗所表达的是,当地的父老乡亲都盼望着朱标在位期间,实现迁都于古代中世作过首都的古都西安。如此愿望,把三代(特别是周代)的政治看作是理想的,与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想的方孝孺的政治思想(55)一定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在洪武24年这个阶段,积极地推进“西安迁都”的不是洪武帝,而是皇太子。在实现从南京到北方的迁都这一点上,如檀上所指出的,与永乐帝应该说是共同的,但是,由皇太子呈献陕西地图和提议迁都的来龙去脉,反而从《太宗实录》中抹掉了,这是因为,那个提案是兄长皇太子,而且也是建文帝的父亲朱标所强烈主张的(56)。至少是洪武朝晚年这个尚无定论的北方迁都议论,,在永乐年间,对永乐帝所推行的北京迁都来说,没有被看作是正当的,所以作为“正史”的实录中没有记载。后来,皇太子呈献陕西地图的轶事,就由希望改变太祖朱元璋的恐怖政治的人们,和对被篡夺了皇位的建文帝寄予同情的人们,在“野史”中流传下来了。
  永乐帝迁都北京后过了近30年,在正统14年(1449)发生了土木之变,北京陷入瓦剌侵入的危机之中。尽管当时也讨论过首都的“南迁”,但由于兵部左侍郎于谦等人的反对,决定死守北京。克服了这次危机,正统6年11月作出定都决定,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57)。从此以后,洪武朝晚年的北方迁都议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洪武朝,洪武帝本人不满足于南京,已经有了迁都于北方的西安等议论这一事实,就成为王朝的创始者太祖洪武帝的“先见之明”,以及永乐帝选择北京并使其正当化的论据。苏州人王锜(1433~99),在附有祝允明的序文的《寓圃杂记》中写到,五代以来北方民族的侵入,招致了“靖康之变”,是因为没有把首都置于局势之地,消灭了元朝的太祖朱元璋继位当初,就考虑过迁都北方,但中原之地因异民族的蹂躙而荒废,所以才定都江南。北平是以前的旧都,可以控制北方民族,所以封朱棣(后为永乐帝)为燕王,永乐帝还多次巡抚北京,之后断然决定迁都。并以“是则都燕之志、太祖实启之、太宗克成也”结束(58)叙述。但是,这表明如同王锜一样,经过土木之变直到15世纪中期以后出生的人,除了所谓“历史的事后诸葛亮”以外没有别的。
  本文依据实录等有关史料,弄清了由《明史》卷115,朱标传的记载而引起的,洪武24年皇太子陕西派遣的目的,是为了洪武帝的西安迁都计划这一错误。这尽管可以说是正史,但18世纪出版的《明史》也只不过是编纂物,也许只是给以前众所周知的理解,附加了一个新的例证。
  但是,从这里所弄清的事实可以再一次确认,定南京为“京师”的洪武11年以后,洪武帝确立了以南京为首都的国家体制。本来,在南京=京师体制下,配置在北部边疆的晋王和燕王的军事作用才变得重要起来了。洪武帝死后,由燕王导演的皇位篡夺剧也起因于此。基于这样的理解,靖难之役以及后来的北京迁都在初期明朝史上的历史意义,即从政治的中心和经济的重心相一致的南京=京师体制,改变为两者相分离的“北京体系”(59)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将更加明显。因北方民族的抬头而迎来了“第二次南北朝”的中国社会,军事上强大的“北方”和生产力占优势的“南方”,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状态不得不长期存在。元朝完成了这种分裂状态的统一,但是,在“汉地”实行税粮、科差之法,在江南实行两税法,这种南北实行不同的税法(60)就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的深层还存在着分裂时代的残余。里甲制的实施,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夏税、秋粮的征收,是明朝继承元朝,解决南北一元化统治这个课题的一个途径。因此,最终统一了南北分裂的明朝政权,经过洪武、建文朝的过渡期,在永乐年间亲自选择了“北京体系”,这就意味着,以国家和社会的背离为特征的中国近世社会的框架的完成。


  注:
  (1) 爱宕松男・寺田隆信《中国歴史》6,元・明(讲谈社,1974年)12~14页。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序章第2节。
  (2) 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续集卷5,“大明日历序”,“呜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狱之气者,盖可数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
  (3) 《东洋史研究》27卷4号,1969年。后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13卷(岩波书店,1992年)。
  (4) 檀上宽《明朝成立期的轨迹―围绕洪武朝的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东洋史研究》37卷3号,1978年,后收入《明朝专制统治史的构造》(汲古书院,1995年)。关于檀上著书具有的整体意义,参阅新宫学《1995年的回顾和展望,东亚(中国―明・清)》《史学杂志》105编5号,1996年。
  (5)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清华学報》10卷4期,1935年。同《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159页叙述了同样的见解。另外,Farmer,E.L.和张奕善,根据吴晗的研究指出,在洪武24年11月洪武帝计划迁都西 安。Farmer,E.L.,Early Ming Government: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93~94.张奕善《明成祖政治权力中心北移的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0・11期合刊,1984年,后收入《朱明王朝史论文辑―太祖・太宗篇》(国立编译馆,1991年)。
  (6)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5,1948年。
  (7) 檀上宽《汉民族国家的复兴》《亚洲历史和文化》4(同朋舍出版,1994年)。
  (8) 注(4)引自上述檀上著书79页注(78)。
  (9) 佐藤文俊在《关于明・太宗的诸王封建》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后收入《明代王府的研究》(研文出版,1999年)中指出,以实录的记载为基础,陕西派遣的目的是“为了(让皇太子)了解对故元防卫的实际和地方的实际情况”。
  (10) 但是明代后期以后的史料,记载洪武帝为了迁都派遣皇太子的也很多。举个例子,明正德6年的進士姜清的《姜氏秘史》卷1记载有,“洪武二十四年,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迁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视关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阳,归而献图。”但有关这一点,基本史料《明太宗实录》中完全没有记载。其史料的根据不明确。
  (11) 据《明太宗实录》卷54,洪武3年7月己亥条记载,胡子祺由监察御史升任广西按察司佥事,监察御史在任的下限是洪武3年7月。实际上,《明史》卷147,胡广传附传上记载的也是《洪武三年》。嘉靖23年出版的吴朴的《龙飞记略》,洪武3年3月条中也记载着《监察御史胡子祺请迁都关中,不报》。对此,上述注(5)吴晗的论文和张奕善的论文中,把以上的时期写成洪武9年是错的。胡子祺的子祺是字,名是寿昌,死于洪武10年5月(胡广《胡文穆文集》卷14,《先考中宪大夫延平府君赠翰林学士奉政大夫墓表》)。另外,实录中记载着,胡子祺附传中的日期,不是他死亡的日期,是升任延平府知府的日期。实录的记述文体,是没有前例的。他儿子胡广,是永乐16年5月三修现行的《太祖实录》编纂者的核心人物(《明太宗实录》卷120,永乐9年10月乙巳条,以及胡俨《頤庵文选》卷上,《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墓志铭》)。因此,可以推测这个记述与总裁官胡广有关,在实录的重修过程中,对胡子祺墓表的一部分(包括西安迁都的提案)做了加工的可能性很大。如出于胡广之手的墓表所写的那样,“呜呼,先公弃诸孤三十有六年,未克以表于阡,将无昭著先德”,洪武10年他父亲死后过了36年,在永乐11年左右写的。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北京巡幸,迁都的动向变成了现实。洪武初年,就主张由南京迁都北方的胡子祺的提案,在三修本编纂的阶段,作为先见之明应该表彰而被载入实录之中。
  (12) 《明太宗实录》卷212,洪武24年9月癸巳条。又据《逆臣录》卷1,侯,张翼说,以蓝玉为首的担任过北部边疆防卫的功臣们那时都聚集于西安。“一招,洪武二十四年(中略)至九月初九日,各处公侯都到陕西朝東宮殿下,方得与凉国公相見。”
  (13) 《国榷》卷9,陕西派遣为8月1日,可以看作是日期的错误。
  (14) 另外,《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2年4月甲子条记载,永乐帝给楚世子孟烷的诏书中有,“昔秦愍王遣于浙江买人口,祖皇帝闻而怒之。秦府官属及浙江郡县承行者被罪。前鉴不远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
  (15) 耿炳文洪武2年镇守陕西,3年秦王府左相兼陕西行省右丞,被封为长兴侯。焦竑《国朝献徴录》卷8,《长兴侯耿炳文传》。
  (16) 朱国祯《皇明史概》皇明大政记,卷7记载有,“(太宗)念天下形势在西北,金陵偏左,宫殿稍窪,欲徙都关中。秦王闻之,有怨言。召入京锢之,命太子巡抚。(中略)计定,赦秦王,将改封。仅五阅月,二十五年四月太子薨。”因“西安迁都”不得不改封(换封国)的秦王有怨言,是被召还的理由。乾隆年间编纂的《明鉴纲目》卷1,也有同样的记载。但这过于牵强附会。秦王被赦免,如后述是皇太子死后25年7月的事,有关秦王改封的动向,以我之见没有史料证明。
  (17) 《明太宗实录》卷193,洪武21年9月丙申条。
  (18) 《明太宗实录》卷204,洪武23年9月戊午条。 
  (19) 《明太宗实录》卷214,洪武24年11月丙午条。
  (20) 《明太宗实录》卷219,洪武25年7月庚辰朔条。
  (21) 《明太宗实录》卷217,洪武25年5月庚寅条。
  (22) 《明太宗实录》卷226,洪武26年3月辛酉・庚午・甲戌各条。
  (23) 《明太宗实录》卷200,洪武23年3月癸巳条。 
  (24) 《明太宗实录》卷201,洪武23年闰4月癸亥朔条。
  (25) 傅维鳞《明书》卷86,皇子诸王宗室记中记载有,“秦王樉,(中略)王生而岐嶷,严毅英武。上委以关西兵事,得专行赏罚。岁秋巡边,大将皆听节制。御军整肃,所过秋毫无犯,未尝妄戮一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2,同姓诸王表的《秦愍王樉》传也涉及到秦王的武略。另外,佐藤在上述注(9)论文中也已经指出,现行的实录中有关秦王的记载很少,评价也不好。
  (26) 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国立台湾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1988年)引用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指出,这个告发可能是燕王的阴谋。
  (27) 姜清《姜氏秘史》卷1,“洪武十五年高皇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军国重务以闻。(中略)。岁余太祖复亲政。時有告密者,以晋王棡逆谋闻。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台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发兵讨之。皇太子曰,棡反期尚迟。告密者棡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棡拒命,是父子为敌也。莫若令臣巡边,因与倶来。太祖大悦。於是,皇太子出巡历燕・代及晋,居浹旬欢甚。皇太子行,晋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晋王仓卒受命,遂从至京。皇太子叩头乞哀。乃降为庶人居京師。”万历年间刊行的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一,逊国编年中有同样的记载。
  (28) 当时,陆路从北平(北京)到南京大约一个月可以到达。新宫学《从洪煕到宣德―走向定都北京的路程―》《中国史学》3卷,1993年。
  (29) 《明太宗实录》卷221,洪武25年9月癸卯条。
  (30) 《明太宗实录》卷214,洪武24年11月庚戌条。
  (31) 《明太宗实录》卷199,洪武23年正月丁卯,卷201,同年閏4月乙丑条。
  (32) 另外,明抄本《太祖皇帝钦录》(《图书季刊》1卷4期,1971年)记载有,洪武24年9月9日舍人汉玉在奉天殿钦奉的圣旨“你去对殿下说罪。重的钉将来。罪轻的,就那里废了(钦此)”。从日期来判断,与此事有关。
  (33) 《明太宗实录》卷201,洪武23年4月丙申条。『国榷』卷9,同年同月甲午朔条。《明史》卷116,诸王1,潭王梓传。
  (34) 《明太宗实录》卷198,洪武22年12月庚戌条。
  (35) 《明太宗实录》卷198,洪武22年12月甲辰条。另外,允许周王复国开封是24年12月。同书卷214,洪武24年12月庚午条。
  (36) 《全明文》卷33,朱元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也作为《祭光禄寺灶神文》收入,但同样是引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另外,朱国祯《湧幢小品》卷4,都城中也刊有同样的记载。
  (37) 正德《江宁县志》(参阅《南京文献》5,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卷2,风俗。
  (38) 松本隆晴《明代中都建設始末》《东方学》67辑,1984年,后收入《明代北部边疆防卫体制的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王剣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
  (39) 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2辑,1986年。
  (40) 大田由纪夫《南京回归―洪武体制的形成―》《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5号,2001年。
  (41) 《明太宗实录》卷118,洪武11年4月。《天潢玉牒》附《御制皇陵碑》。
  (42) 《明太宗实录》卷179,洪武19年12月乙酉条。
  (43) 《明太宗实录》卷197,洪武22年10月壬寅条。另外,关于洪武帝死于西宮,同书卷257,洪武31年闰5月乙酉条可以看到。
  (44) 驯象・安德・凤台・双桥・夹冈・上方・高桥・沧波・麒麟・仙鹤・姚方・观音・佛宁・上元・金川15门。
  (45) 《明太宗实录》卷205,洪武23年10月丙子条。
  (46) 《明太宗实录》卷220,洪武25年8月癸酉,卷222,同年10月己酉条。
  (47) 《明太宗实录》卷160,洪武17年3月丙寅条。
  (48) 《明太宗实录》卷153,洪武16年3月庚戌条记载的谏议大夫唐铎的发言,也可以看到,迁都问题在这个时期已经解决了。
  (49) 新宮学《关于明初富民阶层强制移住北京―以所谓“富戸”的轨迹为中心―》参见《東洋学报》64卷1・2号,1983年。
  (50) 《明太宗实录》卷203,洪武23年7月辛亥条。
  (51) 《明太宗实录》卷214,洪武24年11月庚戌条,“皇太子还自陕西。”
  (52) 姜清《姜氏秘史》卷1(注(10)引用)和徐学聚《国朝典汇》卷8,東宮洪武24条,记载为呈献的不是西安而是洛阳地图,是错误的。
  (53) 《明史》卷141,方孝孺传。
  (54) 《明太宗实录》卷221,洪武25年9月庚寅条。
  (55) 檀上宽《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明初理想的君主观―》《堺女子短期大学纪要》19,1984年。后收入上述注(4)著书。
  (56) 据王崇武的考察,在现行的《明太祖实录》编纂以前,按照永乐帝的意图编写出版的《奉天靖难记》,也缺少有关洪武24年北方迁都议论的记载。《奉天靖难记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8,1948年。
  (57) 新宮学《北京遷都研究》第7章《北京定都―关于正统年间奉天殿再建与首都空间的整备―》(汲古书院,2004年)。
  (58) 《寓圃杂记》卷1,建都。另外,王锜和祝允明一样是苏州的市隐,很难说是参与计划政权的“南人”,但把北京迁都放在五代以来的发展趋势中,看作是历史的必然,这一点值得深思。嘉靖45年有自序的郑晓的《今言》卷4也指出,南京抵御不了来自西北的军事威胁。这与《寓圃杂记》同出一辙。
  (59) 以不可缺少的庞大的运输成本和维修费用所维持的漕运制度,是支撑“北京体系”的重要的支柱。作为研究漕运制度的先驱,有星斌夫的《明代漕运的研究》(学术振兴会,1963年)。但是,星斌夫精心进行的漕运研究,在北京体系确立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需要重新加以考察。这个体系的成立,与明朝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例如,南京=京师体制下开始的郑和南海远征,显示了明朝大规模的水上运输能力,以及支撑它的财力。迁都后,为了维持北京体系就需要挪用,这个体系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宣德年间,远征最后不得不中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永乐帝制下的戸部尚书,为北京物流体系的确立竭尽全力的夏原吉,在得知永乐帝死后,对皇太子(后为洪煕帝)的国政咨询,提出了中止南海远征的建议是有象徴性的。新宮学《还都南京―永乐19年4月北京三殿烧毁引起的波动―》参阅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時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83年。另外,关于“北京体制”,参阅《第12次(1998年)夏季明清史研讨会通讯》刊载的报告要点,新宮学《北京迁都研究序言》。 
  (60) 爱宕松男《统治中国的元朝与汉民族社会》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岩波书店,1970年),参阅《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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