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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顾成及其在贵州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文章作者:陈兴中 陈竹 文章来源:中华儒学文化网 点击:7875 发布时间:2008-12-29 10:12:38 [评论]

  西风吹土土花碧,野寺墙阴横片石。
  闲搜细扪读未终,知是前朝圹中碣。
  上书皇帝嘉元功,特敕词臣撰次工。
  千秋万岁藏幽室,宠及三泉媲鼎钟。
  挽朗歌薤千人送,天鹿神羊夹翁仲。
  内府支金部使临,经营既定推难动。
  祠祀蒸尝三百载,西南老顾名犹在。(高帝呼公为老顾)
  鳌柱倾颓大海干,缨貂零落丘原改。
  冢头犁作梵王宫,颐控金椎鬼不雄。
  谁曰翊运开疆者,寸壤难容异代躬。
 
  明末清初,腥风血雨,日月惨淡,朝庭易帜,河山变色,前明遗老,贵州著名诗人吴中蕃,满腹愁肠,在萧瑟的秋风中来到贵阳近郊的中朝王宽村,在曾经是祭祀明初夏国公顾成的宗祠里,看到的竟只有残垣断壁,衰草凄凄,数百年大明王朝的基业,也像这眼前的景象,墙摧柱折,土崩瓦解。再也感受不到前代英豪驰骋沙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辉煌。谁又会想到,那些散落在这野寺墙阴的断碣残碑原来承载的竟又是那样的荣耀与骄傲。细抚残碑,感慨万端,《黍离》之悲涌上心头,于提笔写下了这首《夏国公顾成“志石”叹——在厉祭坛》一诗,寄托了自己对前朝无比的眷恋和对一代名将无限的哀思,透露了自己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万般无奈和郁闷。诗中所说的顾成的确是一位在明初贵州历史上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
 
   一
 
  顾成,字景韶,《明史》有传。大约生于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祖籍湖南湘潭。祖父、父亲都是船夫,经常来往于长江、淮河,大概从他的父亲这一辈就定居在江都(今江苏扬州)。
  顾成高大魁梧,从小读书,粗通经典,有惊人的臂力和很好的武功,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和使用马槊。年轻时请人在自己的身上刺上许多花纹,所以人们叫他“顾花子”。
  顾成从小就很勇干而为人却很宽厚从不欺负弱者,但遇上横行霸道不讲道理的人就一定要与之争斗,直到对方认输为止。元朝末年,社会十分动荡,青年时代的顾成有一次在乘船上北京时,在旅途中,遇上十多个手持兵器的强盗,到他所乘的船上进行抢劫,同船的人都被这突发的事件所惊呆了,唯有顾成挺身而出,独自将这伙人打退,他的胆识和勇气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在安微颍川(今安徽颖上)首先发难,一场旨在推翻元蒙统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迅速在大江南北漫延开来,一时间风起云涌,群雄并起,顾成的家乡杨州很快就成为盐户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张世诚所领导的农民军占领。年青的顾成也卷入其中,效力于张士诚的队伍。
  1356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率领部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顾成认为张士诚无能,便转而投向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帐前侍卫,据说有一次他跟随朱元璋乘船出巡,不料船搁浅,顾成跳到水里拉起船行,因此很受朱元璋的赏识。后来在镇江战役中,引导大军攻入城内立下大功,被授予凤翔卫(卫,明代的军事编制每卫5600人,由都司统领)百户。接下来又参加了攻克常州、宣州、江阴、通州的战役,升千户。还率部打败陈友谅驻守枞阳等地的绰号双刀赵的猛将赵普胜。
  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顾成参与龙江大战,是役陈友谅大败而逃,顾成夺得陈友谅的战船与坐骑。朱元璋非常高兴,赏赐白金给他。
  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顾成又随朱元璋大军收复了曾被陈友谅占领的安庆、江州、等地,参加的大小战役数十次,几乎每次都立下战功。
  洪武元年(1368),(元至正二十八年)升任坚城卫指挥佥事。
  洪武二年(1369)率部克信阳,唐光等地。
  洪武四年(1371)率部随临江侯陈德征讨四川方国珍,进攻罗江,活捉方国珍手下元帅及大将二十多人。进攻汉州,大败方国珍丞相戴向的大军。四川平定后,调成都后卫。
  洪武六年(1373)年率兵赴重庆,活捉王元保及千户李邦祖等。
  洪武八年(1375年)调守贵州(贵阳)卫,多次平息少数部族的叛乱。
  洪武十四年(1381年)随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为前锋。首克普定,打响了征讨云南的第一仗,傅友德遂让他率部留守普定。
  洪武十五年(1382年)击败西堡(今安顺地区)当地部族对的进攻。升世袭普定指挥使。
  洪武十七年(1384年)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讨平普定、安顺、关岭等地的反叛势力。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顾成的部下告发他蠹政受赃,私下僭用玉器。朱元璋念他功高劳苦,并没有给予追究,只是命令右军都督府将告发他的材料取走,以此作为训诫。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夏,到南京晋见朱元璋,升任镇国将军贵州都指挥使司同知。同年平息康佐阿老诸寨峒的反抗。
  洪武二七年(1394)平息都匀地区的叛乱。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升任昭勇将军右军都督府佥事。任命顾成的长子顾统为普定卫指挥使。同年平息水西(今毕节地区)叛乱。
  洪武三十年(1397)命顾成佩征南将军印,率部征水西(今毕节地区一带)镇压反叛的部族首领居宗、必登。同年平息五开(今黎平一带)叛乱,镇压天柱苗族反抗。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平定水西及西堡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发动的叛乱,回到南京。
  惠帝建文元年(1399)升任左军都督。同年七月初五,燕王朱棣的在燕京誓师,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为时四年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同年八月,建文帝派长兴侯耿炳文率五十万大军征讨朱棣,顾成以左军都督的身份随军出征。河北真定一役,由于耿炳文指挥失当,政府军大败,顾成也被燕军俘虏,当他被押送到朱棣的军营中,朱棣一见到他便说: “你是我父皇的旧臣,这难道不是我父皇的在天之灵护佑才将你送到我的这里来?”于是朱棣便向他诉说了自己被迫起兵的缘由,说完还痛哭流涕,顾成也受到深深地感受动,哭着向朱棣表示:“老臣看到燕王殿下如同看到了太祖一样,如果燕王殿下不杀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来报答燕王的不杀之恩。朱棣听了十分高兴,立即将他释放,并派人将他护送到当时的北平去协助世子朱高炽守城。
  不久建文帝派曹国公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统帅大军与燕军作战,李景隆趁朱棣亲征大宁之际,率领数十万大军扑向北平,直捣燕军的老巢,当时北平情况十分危急,城中守备力量不足,世子在军事的调动安排上常常听取顾成的建议。 在北平军民的合力下李景隆兵败逃回德州,顾成升任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建文三年十二月顾成升任右都督。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政权宣告结束,七月初一,朱棣登极,史称明太宗,(嘉靖时改谥号为成祖,朱棣废建文帝年号,1402年称洪武三十五年)朱棣登上皇位后,九月,论功行赏。顾成是从建文阵营投降的功臣里唯一被授予候爵的军人,被封为“奉天翊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后府右都督,镇远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袭。与朱棣旧部功臣张武、陈珪、郑亨等同列。是年冬,朱棣命顾成回贵州镇守。
  永乐元年(1403)春,顾成回到贵州。
  永乐三年(1405),赐诰追封三代考,皆镇远侯,妣,皆侯夫人。
  永乐六年(1408)春,顾成奉命回南京晋见成祖,时,播州(今遵义地区)、贵州(今贵阳地区)发生叛乱,即赐金帛遣还,顾成派儿子顾勇率兵平息。
  永乐八年(1410)贵州思州(治所在今贵州岑巩县)宣慰使田琛与思南(治所今贵州思南县)宣慰使田宗鼎为争夺朱砂矿和土地相互攻杀,朝庭屡禁不止。田琛与田宗鼎的副使黄禧勾结,里应外合将田宗鼎打败。成祖朱棣一面派行人司行人蒋廷瓒为特使,调察事端。一面派顾成率大军压境,恩威并施,使二田的部属不战而溃,顾成将二田及黄禧逮捕并命人押送到北京。而田琛的妻子冉氏非常强悍,派人招诱思州台罗寨苗族首领普亮;洪江、横陂等寨少娄民族的首领普罗哲等叛乱。二田被送到北京后,朱棣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遣责和告诫,并将二田释放回贵州并各自复职,命令他们招降普亮等人。然而,二田回到贵州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仇杀如故。
  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顾成率军将二田秘密擒获,再次械送京师。朱棣将二田交刑部审理,部议处死。中央政府将二田原统治的地方改由政府任命官员管理。并于同年在贵州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以行人司行人蒋廷瓒、河南左参政孟骥为右布政使。这是贵州建省的开始。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朱棣命顾成率领湖广、贵州二都司及武昌三护卫所的军队征讨二田的余党及少数部族的叛乱,擒斩普亮等。历时数年的二田之乱,遂宣告平息。五月,顾成斑师,二十五日(6月22日)卒,享年八十五岁。 顾成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子朱高炽派遣官员到贵州祭奠。顾成的长孙顾兴祖护送他的灵枢回到南京,朝庭追封顾成为夏国公,赐谥武毅。大学士杨士奇撰写《镇远侯赠夏国公谥武毅顾成神道碑》表示悼念。并由长孙顾兴祖将顾成安葬于故乡杨州官河之东岸。
  顾成有八个儿子:
  长子顾统,官至普定卫指挥,常从顾成征战,多有战功,建文元年,因为顾成投降朱棣而被建文帝处死。顾统的儿子顾兴祖袭爵镇远侯,任广西总官兵,镇守广西,于宣德二年坐拥兵不援罪,失爵,后复爵。世袭罔替,最后一代镇远侯顾肇迹,崇祯十七年与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作战,阵亡,镇远侯一门贵族与大明王朝一起覆灭,完成了他两百多年的历史使命。 顾成还有几个儿子都留在了贵州。
  子:顾勤,贵州卫指挥同知;
  子:顾勇,贵州都指挥佥事,明正统六年(1441)二月,征麓川阵亡。顾勇的儿子,破例袭为贵州指挥同知。  
 
  二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断争斗和极其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大河南北农民暴动层出不穷,狼烟四起,龙争虎斗,这是一个注定要产生英雄豪杰的时代。
  在出身卑微的一代袅雄朱元璋的身边,更是群贤毕至,猛将如云。他们为大明王朝的建立殊死拼搏,共同谱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篇章。在这个政治集团中,那些大明王朝的许多开国大将大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际遇:出身低微,没有受过多少受教育。在承平时代,也不过就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贩夫走卒、农夫渔父。当他们接受了战争这血与火的洗礼,一个个脱颖而出,视死如归,昂首走向疆场建功立业。不但勇猛异常,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为一个个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如常玉春、徐达、蓝玉、傅友德、沐英等等。 顾成无疑是这个群体之中的后起之秀,明成祖朱棣称赞他“勇而好谋”,“国之宿将”。
  顾成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马背上渡过,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攻城拔寨,斩将夺旗,骁勇非常。杨士奇说他:“自少壮履行阵,挺身战斗,奋勇无前,虽身被十数创不稍引却。必至俘馘建功,效深于筹略,料敌制变,百不爽一。”
  1356年在攻打镇江的战役中,顾成与十个勇士,杀进城中,无人敢当,只因寡不敌众,后援跟不上,被敌军逮住,与他一起去的十人都被敌人杀掉,他挣脱了捆在身上的绳索,夺过敌人的兵器,一路杀了出来,回到军营中对将士们说:镇江城的守军都是一些无用的胆小鬼,不用害怕。在他的鼓动和带领下攻入了镇江城中,这一仗使他崭露头角,名声大噪。
  1382年,顾成奉命留守普定,他在普定城外设立栅栏作为屏障,当时本地的部族数万人围攻晋定,顾成手下的将士都准备出击,顾成说:不行,敌众我寡,一旦现在出击,敌人便会知道我们的虚实,等到他们开始攀登栅栏的时候在出击,当敌人开始准备翻越栅栏时,顾成披甲上马,带领土卒从北门奋勇杀出,亲手将前来迎战的敌人杀死十多人,敌人溃败,他手下的将领乘胜从东门、西门杀出,将敌军打败,但是还是没有将包围南门的敌人打败。顾成便将活捉的敌军杀掉十人,而将一人放回去,对他说:我今晚二更天来杀你们。到了二更时分,敌人听到顾成军营里响起了号角和放炮的声音,吓得惊惶失措,落荒而逃。普定之围便彻底解除。由此可见,顾成并不是一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莽汉,有勇有谋。其最为人称道的是,永乐十一年(1413),在平定二田内乱时,顾成已经八十多岁,还亲自率领将校数人先后潜入思南和岑巩两城二田的住处,秘密将二人逮捕,而城中寂然不知,直到有一天,顾成派人到二地张贴告示说:“朝庭以二凶犯成日仇杀,荼毒百姓,特遣使问罪。今首恶既擒,余者不问。敢有作乱者,族诛。”此时,二田的部属及当地老百姓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服服帖帖,不敢妄动,兵不血刃,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冲突。后来在明嘉靖年间曾担任过贵州佥事的著名学者田汝成在他的著作《炎檄纪闻》中对这一事件感慨地说:“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谋睿策亦已周矣。发单轺,持尺札,入夷落桑阴,未徙而缚其两雄,市不易肆 何其善哉!”
  顾成没有受过多少良好的教育,《明史》上只说他“粗涉史书大意”。但是他在永乐元年(1403)九月十六日给成祖的上疏却很有见地。他说:
  “臣奉命守贵州,招抚蛮夷,方隅暂安,苛禄叨恩,微劳莫效。窃以为,云南、两广,远在边陲,蛮贼间尝窃发,譬犹蜂虿之毒,不足系心。东南海道,虽倭寇时复出没,然止一时剽掠,但令缘(沿)海兵卫严加堤防,亦无足虑。惟北虏遗孽,其人强悍,其心狡黠,睢盱侦伺,侵扰边疆。经国远谋,当为深虑。切(窃)谓其未动之时, 宜人赏赍招谕,以窥其城垣深静,预敕缘(沿)边军卫暨边境关隘,高其城垣,深其壕堑,屯田积粮,操兵养马,以备不虞。我既预为之防,虏亦能何患?若留其家漠北,轻兵入,入必持狐疑,不敢深入。纵其轻入,官军据险设伏以待之,彼其不得施,步不得展,应机发伏,禽(擒)杀必多。如是数年,虏当远遁,其何敢复窥中国哉?至于朝庭大事,文武重臣,措置有余。臣尚有欲言者,伏愿皇上早立东宫以定国本,副理万机,永安宗社,使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不胜幸甚。”
  这里顾成表现出一个资深军人所具有的军事、政治的远见卓识,因而受到朱棣的高度赞赏。特下旨加以表扬:“卿祗事皇考,从朕于艰难之际,忠而自信。勇而善谋,协成匡济,劳绩居多,爰命往镇旧邦,用佚年高,乃心不忘朝庭。以嘉言来献,眷乃忠诚。良用嘉悦,特遣人赍钞十锭,文绮百匹,彩绢八匹,赐卿,用答倦倦之诚。”
 
  三
 
  明初,洪武帝朱元璋是位具有病态人格的君主,多疑残忍,驭将极严,拥兵在外的大将稍有不慎便会召来杀身之祸。顾成历仕高祖、惠帝、成祖三朝,既非朱无璋濠州起事的旧部,又非朱棣靖难的旧人,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旋涡中始终未受到至命的冲击,并深受朱元璋与朱棣的高度信任,多次受到嘉奖,恩宠有加,赏赐甚厚,从一个无名小卒成长为手握重兵的大将。这大概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明初,政局动荡,特别是地处边陲的贵州,更是混乱不堪,急需要一个能征贯战且具有相当威慑性的将领在此稳定局面,而当时贵州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内地来的将士大都视此为蛮荒之地心生畏惧,更不要说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而顾成却似乎没有对这种生活表现出怨言和不满,心甘情愿地在这里为大明王朝效力,因此顾成无疑是最佳的人选,成为朝庭所依重的边关重臣,并由于他在贵州不断的征战中,在当地部族和少数民族首领中建立了相当的威信和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因此,很难有人能真正取代他。洪武三十年(1397)六月奉召回京,他一离开,边衅就起,不得不又马不停蹄地匆匆赶回贵州。
  二、忠诚谨慎,顾成长期驻守贵州,远离权力中心,自己不结交朝臣,不介入朝庭的权力之争,避免了政治上的直接冲突。再加他个人十分小心谨慎,不让人有可持的把柄。
  建文元年朱棣让顾成到北平辅佐世子守城,当时辅佐世子的是朱棣的亲信姚广孝,而姚广孝并没有领兵作战的经验,与顾成讨论军事部署,意见常常不一至,当李景隆的军队包围北平,世子在指挥调度军事部署上常常都听取顾成的意见,当时北平城中文武大臣,都纷纷表示怀疑说:“顾成,南将,其中莫测。”但是他的谋划最终证明都是极为有效的,因此很受世子的信任。世子多次让顾成统帅部队,但顾成都坚决推辞,他对世子说:“使臣待左右,日陪论议得效分寸,足矣。”这就是他极为谨慎的一面,从而杜绝了别人对他的猜忌,而南军围北平最后大败而去,顾成在这一重要战役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由于顾成曾经辅助世子朱高炽,因此与朱高炽关系颇为密切,永乐元年曾奏请朱棣早建储君以安民心,永乐六年,(1408)成祖准备迁都北京,顾成三月奉诏回到南京,四月,成祖命辅太子(朱高炽)监国,留守南京。这是一个进入权力中心的大好机会,但也同样充满了无数的难以预测的各种政治风险。在这场政治的博弈中,顾成选择了逃避而不是进取。顾成对朱棣说:“太子仁明,廷臣皆贤,辅导之事,非臣所及,请归备蛮。”他知道自己在成祖立储的问题上已经得罪了阴谋夺取嫡位的政治势力,因此借口离去,置身于这暗藏杀机的宫庭争斗之外。朱棣也明白他的用心良苦,嗟叹了好几天最终还是答应让他回贵州。在离京时,顾成到文华殿向太子朱高炽辞行,太子感到这样让顾成回去,心里有些过意不去,顾成则安慰太子说:“殿下当竭诚孝敬,孳孳恤民,万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
  三、顾成为人稳重、老成,对权力没有太大的欲望,没有一般职业军人的那种专横跋扈,永乐皇帝说他“虽至大将,而不以富贵骄人。”对他的评价是:“期(其)老成,非喜功好胜之流。”因此,减少了朝庭对他拥兵自重的猜疑,使自己得以在政治的风浪中平安地渡过一生。        
 
  四
 
  如何看待顾成在贵州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因为他涉及到如何看待大明政权的军队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行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行为,其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按理说,大明王朝在此建立政权并采取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扫荡元蒙统治的残余势力,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应当是无庸置疑的。
  问题是,明初大量的军队和随军而来的屯户,沿着交通要道的地方设置了无数的军屯,在这些军事要塞中,大量从内地迁徒而来的居民,蚕食和侵吞了本来属于原住民的大量生产和生活资源。直到现在仍然让我们能真切地够感受到当时的国家政权对原住民的不公正,凡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寨大都为汉族移民或几乎已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占有。而大部分的原住民,在武力的胁迫下只得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深山密林之中。因此,从明初到后来的清代,在贵州的土地上无数次地爆发了少数民族的反抗行动,这些反抗行动,最终都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给镇压下去,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他们的损失得不到任何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政权与地方部族;外来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而专制制度的政治设计上,没有一种让不同的族群有平等协商的平台,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取他们的呼声。因此,原住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暴力,而这种强烈的反抗应当说是出于对这样一种极不公正待遇的控诉。
  这种冲突在明清两代都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明代开始实行的渐进式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加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度,但这毕竟不是一种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的政治解决手法。
  顾成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履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他本份,坚决维护大一统的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不允许任何对抗中央政府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别无选择,因而在贵州实施了无数次的军事镇压行动,而这些军事行动,对当地部族和少数民族表现得相当的残酷。以至于当时少数民族称他为“顾老虎”。 更有甚者,传说当地的孩子听到“顾花子”来了,吓得不敢啼哭。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对他的恐惧程度。
  由于贵州当地的士著和少数民族大都没有文字,因此缺少文字记载,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历史史料都是由当时的官方文件或政府官员用汉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其中许多不乏对当地原住民的诬蔑和强加的不实之词。所以这只是单方面的叙述,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时贵州的历史事实。但是透过这些档案材料还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到顾成确实存在过滥杀无辜的事情。《明永乐实录》卷六十二就曾记载说朱棣曾为顾成的杀戮感到忧虑:“是时夷蛮叛服不常,(顾)成怒,俘获者辄杀之。”因此,朱棣下旨告诫顾成说:“蛮夷仇杀,自昔而然,必务杀之,则非柔远之道。虽其犷戾难化,然鸟兽之性,亦有可驯,姑尽挼绥,盖天道好生,人情恶死,体天之道,念人之情,则心中恻忍,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昔李广杀降,终不得侯,祸遗子孙。卿镇边疆,必使蛮夷怀恩服义,安生乐业,则朝庭得怀远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
  从永乐皇帝对顾成的告诫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站在汉文化的立场上对别的民族和文化所采取的是极其蔑视的态度,将他们视为与鸟兽一样的野蛮人,只是心存好生之德,并非是对别的族裔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
  顾成的身上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因而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上是十分强硬的,手段也是极其血腥和残暴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是应当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顾成不可能超越于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从对现有的史料加以分析,有理由认为,顾成基本上还是执行了洪武、永乐皇帝对少数民族所推行的“剿抚并行,宽猛适宜”的政策。
  明代中期的著名学者田汝成曾经将顾成与明初镇守贵州的另一位大将马烨相比较,说马烨十分残暴,裸挞少数民族部族的首领奢香,几乎要酿成激变,而洪武帝借马烨的人头以平息事态的发展。(这本身是一个讹传,事实上朱元璋并没有将马烨处死。)他说:“永乐初有顾晟(成)者守贵州,修(马)烨故事,诸罗畏之,号曰:‘老虎’。然晟以靖难功眷任特厚,(上)不疑所行。噫!(马)烨殆数奇不幸矣。”
  田汝成显然只是由于道听途说而没有加以仔细地甄别,认为两人同样地残暴但一个受到了惩罚而另一个则没有,只是因为顾成是靖难功臣而得到永乐皇帝的庇护,所以没有加以追究,因此他对马烨的遭遇大抱不平。而这并非是事实,顾成与马烨几乎是同时在贵州任职,他并没有参与激变奢香的事件。也没有证据表明说顾成也曾有过类似为了邀功而故意激反少数民族的过激行为。相反,顾成还是相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永乐三年(1405)永宁(今属四川叙永县境)在任的土官的被自己的弟弟杀害,导至叛乱,顾成率兵将叛乱平息,将土官的弟弟逮捕送到京城问罪,而跟据当地的习惯奏请朝庭让土官的妻子接任以故土官的职务。
  明初,贵州本地的土著部族以水西(今毕节、威宁一带)的安氏(后来敕封的);贵阳的宋氏;思南、思州的田氏;播州(今遵义地区)的扬氏,为首,除了二田,顾成与他们却很发生少冲突,基本上还是和平共处。
  这些地方豪强势力,在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上,一般只要自己的权力和尊荣,未受到极大的触动,谁来做国家的主人,都不关紧要,而那些分散的地方部族往往就没能享有这样的礼遇了。因此,与中央政府发生直接对抗的,大都是这些各种零散势力的联合体。
  对于这些反抗,顾成在永乐初年,作为当时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当地部族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当时所实施军事行动,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
  杨士奇说,永乐元年春,顾成回到贵州,时“蛮夷闻公(顾成)至,欢趋出拜,叛者皆归,境内宁静。”并说,顾成在平定普定的叛乱后,“自是公(顾成)悉意抚绥,大布恩信,诸夷响(降)服。”如果说这只是杨士奇对顾成的一种粉饰和溢美之词的话,那么,永乐初年,贵州当地的土官奏请为顾成建立生祠,得到朱棣的批批准,就说明杨士奇的话还是有些根据的。
  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为活着的人建立生祠,享受人们的顶礼膜拜,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想得到就能得到的恩宠。这里,也许多少让人看到贵州当地部族对他的敬畏,至少不会是一个不问青红皂白的杀人魔王。
  顾成在贵州经营多年,他对贵州的情形非常了解,因此对贵州的军事治理卓有成效,以致他去世后,接管贵州军务的人还是把他奉为圭臬。《明史·萧授传》上说:“镇远侯顾成殁,群蛮所在屯结,官军讨之皆无功。(萧)授在镇二十余年,规划多本于(顾)成,久益明练,威信大行,寇起辄灭,前后诸帅莫及也,”由此可见,顾成对后世治理贵州具有相当的影响。 
 
  五
 
  明代贵州建省,在历史上极具重大意义,他结束了过去中央政府对贵州统而不治的历史,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直接控制,也使贵州的疆域有了明确的界定。促进了贵州与内地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真正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同时明初,大量内地的汉民随军进入贵州,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迁徒的高潮。堡、卫、所等各种类型军屯的建立,使这些新移民能够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得以生存和繁衍。这里所引发的族群冲突,虽然给地方造成了长期不安定的局面,但是,新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客观上改变了过去极为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终还是推动了族群之间的融合。使贵州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缩小了贵州与内地的差距,并改变了贵州民族的结构,使贵州形成了一个更为多元、广泛的民族文化格局,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国家的认同感进一步得到的增强。而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顾成无疑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顾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他是在不断的民族融合中形成,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为完成大明帝国的统一,派遣大军攻打元蒙帝国在西南的最后一个据点云南。顾成奉命留守普定,而普定是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顾成在普定进行了多次军事行动,平息了地方分裂势力的反叛,稳定了后方的局势,维护驿道的通畅,保障军需物资的顺利供应,为远征云南的明军免除了后顾之忧,为建立多民族的大明王朝和国家的统一功不可磨。
  二、开改土归流的先河,为贵州的建省作了重要的准备。
  贵州虽自秦汉以来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许多地方曾为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域,但总体而言,这里的情况与内地的郡县完全不同,中央政府往往因为鞭长莫及,只有采取或兼用所谓的“羁縻”政策,也就是说地方大都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对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而实际的控制权为当地少数部族或少数民族的首领所掌握。元代,在贵州设立世袭土司制度,实行以土治土的策略。其实这只是中央政府还不具有改变其原有政治格局的能力时,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政治妥协,也就是承认地方自治的现实。这种土司制度是由土司和土官构成,土司管理军务,土官管理行政,土司、土官均有不同的级别和称谓。土司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土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目等。
  贵州在未建省之前,地方军、政大权主要由田、杨、安、宋四大家族和散布在各地大大小小的部族酋长控制,隶属于,湖广、云南、四川三省管辖。由于贵州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又是多民族集居的地方,互不统属的部族首领占有一个或多个不等的地方,成为无数的分割势力和事实上的独立部落,民族之间的矛盾很深。而世袭的土司、土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的统治往往又很暴虐,常常为了争夺资源相互攻击,或劫掠商贾阻断交通,人民在其统治下不堪重负,很难有安居乐业的时候。有时他们还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中央政府,成为一种潜在的分裂势力,严重地阻碍了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不利于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常常危及到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巩固。
  顾成在洪武十七年(1384)平息了阿黑、螺蛳等寨,又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平息了关岭葛蓬、阿束及土官阿宗等领导的反叛势力后,将原来属普定土知府管辖的地方分为三州(即:安顺、镇宁、永宁)、六长官司(即:宁谷、西堡、十二营、康佐、募役、顶营)由他亲自管理。极大的削弱了土司、土官的势力,开启了改土归流的先河。
  顾成在贵州历经数十年的征战,扫除了不少地方割据势力,使贵州获得了相对的社会稳定,民族矛盾也渐趋缓和,生产也得到一定的恢复,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平定二田的内乱,如何处置二田的辖地,就成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说,此举的直接结果就是为贵州的建省作了军事、政治、行政的准备和铺垫。
  明成祖在将二田处死后,下诏对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说:“朝庭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其欲安其土人,乃今为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构煽旁州,忘(妄)开边衅,屠戮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为凶骜,绝灭伦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司,宜加意绥抚,可更置府州县而立布政司总辖之,其原设长官司及税差,悉仍旧,所当行之事,卿等详议以闻。”
  夏原吉等人经过商讨后上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以思州二十二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长官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其镇远州,务川县,亦各随地会隶,而于贵州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以总八府,仍与贵州都司同管贵州宣慰使司,其布政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这个方案得到了朱棣的首肯。这就是贵州建省的开始,后来在夏原吉方案的基础上又将顾成设立的安顺、镇宁、永宁、普安四州和原金筑安抚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龙里、都匀、毕节、安庄、清平、平坝、安南、赤水、永宁、兴隆、乌撒、威清等十五卫,普定千户所,均隶属贵州布政司,这就是贵州建 省之初的版图。
  贵州建省由军事到行政最后为刑事监察机构的建立,用了三十三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全部建制。
 洪武十五年(1383)明太祖朱元璋诏令置贵州都指挥使司,隶属右军都督府,(省一级的军事机构);
  永乐十一年(1416)明成祖朱棣诏令设贵州等处承宣而政使司,(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与贵州都指挥使司共同管理贵州宣慰使司(土司)这一年被认为是贵州建首的开端。
  永乐十四年(1416)设贵州提刑按察使司(刑事、监察机构)并在中央政府中户部、刑部各增设一贵州司。从而完成了三司治省的全部建制。
  贵州成为我国省一级的行政单位,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并逐步将府以下的土司、土官改为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员取代(流官),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政治举措。
  贵州建省后所管辖区域范围,大都是在顾成苦心经营过的地域上。在他镇守贵州时,实际已具省级行政区域的雏形,后代虽有所调整,仍不脱离这个大的框架。
 
  六
 
  明英宗正统十八年,(1433)九月,贵州宣慰使司等土司联合上奏:
  “有镇远侯顾成来镇兹土,能施方略,善布德威,相机剿杀,因俗抚绥。由是苗蛮慑服,边境清宁,今殁三十余年,有旧建祠堂,乞令土官衙门,以时祭祀,庶几全朝庭优礼勋臣之恩,下以遂军民感慕遗德之愿。”
  有意思的是这种恳求祭祀顾成的奏章,并不是出于流官之手,仍然是出于贵州当地部族和少数民族首领的要求。这显然已经不是因为害怕他而刻意表现出来的谄媚,而是对他的一种缅怀,把他作为社会稳定的象征,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安宁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顾成在贵州少数族裔中还是具有相当的威信。
  顾成的一生,鞍马劳顿,驰骋疆场转战南北数千里,特别是在贵州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更是在危机四伏,异常艰难的环境中渡过,表现出了少有的坚忍不拔和忠诚、勇敢的军人气概。鞠躬尽瘁,马革裹尸,为大明王朝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民族的融汇,为贵州历史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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