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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的度僧

文章作者:何孝荣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点击:3247 发布时间:2009-4-21 17:15:24 [评论]

  【作者简介】何孝荣,1966年生,江苏省涟水县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归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关 键 词】明代|度僧|度牒|鬻牒
 
   所谓度僧,就是封建国家承认和确定合乎条件出家者的为僧资格和身分。唐代以后,度僧以发放度牒为标志。国家通过发放僧牒,确认僧人资格和身份,另一方面藉以控制出家者的数量,对佛教实施控制和管理。因此,度僧是佛教史的重要内容,研究明代度僧对于揭示明代佛教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注:关于明代度僧,目前尚无专文论述。日本学者龙池清有《明代に於ける卖牒》(载《东方学报》第11册第2期,1940年,东京),仅探讨了度僧中的鬻牒。)
 
  
 
   明代统治者控制度牒发放,对度僧作出种种规定和限制,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
   (1)禁止妇女出家。明初,对妇女出家即严加限制。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因民间多女子出家,太祖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注:《明太祖实录》卷86,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下引《明实录》同。)建文年间,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将妇女出家年龄下限提高到五十岁。(注:(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234《释教》,北京大学出版社。)至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成祖因恐脱逃的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先令尽逮出家妇女“悉送京师”,后又命“悉宥罪还俗”。(注:《明太宗实录》卷223、卷225、卷233。)禁止妇女出家遂成一代制度。宣德四年(1429)六月,宣宗命遵永乐禁令,“仍严妇女出家之禁”(注:《明宣宗实录》卷55。)。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仍禁绝妇女不许为尼”。(注:《明宪宗实录》卷74。)嘉靖年间,世宗两次下令,将尼僧“发回改嫁”,“还俗婚配”。(注:《明世宗实录》卷83、卷276。)
   (2)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为了保证徭役征发,防止作奸犯科者隐匿寺院,太祖宣布,“不许军、匠、灶、站、违碍之人出家”。(注:《明宣宗实录》卷114。)同时,为了保证劳动力,维护家庭稳定,明初规定,出家须征得父母同意,且家内丁多,“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注:《明太宗实录》卷205。)。景泰六年(1455)二月,代宗重申,“今后僧、道务要本户丁多,本人持行修洁,不系军、匠、盐灶等籍”(注:《明英宗实录》卷254。)。天顺二年(1458)五月,英宗命“今后有愿为僧者,务从有司取勘,户内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许出家”(注:(明)倪岳:《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四库全书》本。)。
   (3)限定出家年龄。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二十岁以上“不许落发为僧”(注:《明太祖实录》卷184。)。但二十七年正月,又不许收儿童为僧,“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注:《明太祖实录》卷231。)。这一违反常规的诏令,反映了洪武末年太祖极力限制出家的良苦用心。至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成祖定制,儿童出家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注:《明太宗实录》卷205。)。其后,各朝曾有调整。如,景泰二年(1451)正月,“年三十以上曾有过犯者不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200。)。天顺二年(1458)五月,年十五以下方许出家。
   (4)考试通经。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太祖决定以后对请度者加以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注:《明太祖实录》卷86。)。其后,除鬻牒以外,明代度僧基本上都考试,通过者方给予度牒。
  考试内容,原来不加区别。洪武中期,颁布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令各地领回习学,通过考试者方许为教僧,将教僧考试与禅、讲僧分开(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六年癸亥,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二十七年,太祖颁布《清教录》,规定“禅者问以禅理,讲者问以讲诸经要义,瑜伽教僧试以瑜伽法事。果能精通,方给度牒”(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使禅、讲、教僧行童考试各有科目。正统十一年(1446)六月,给赐贵州会诵《心经》并《法华经》,及能作瑜伽法事者土僧童四十九名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142。)。十四年四月,英宗命僧、道录司考试,“如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注:《明英宗实录》卷177。)。可见,明代禅、讲僧童考试背诵《心经》、《法华经》,教僧童考试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藏僧童则考试场坛十个。
   度僧考试最初由礼部组织和主持。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僧录司成立,考试行童改由僧录司负责,“能通经典者具申礼部,类奏出给(度牒)”(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宣德元年(1426),度僧改为由礼部官等与僧录司官“公同考试”(注:(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04《僧道》,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实际上剥夺了僧录司官的主导权。正统二年(1437)三月度僧,“命行在礼部试之”,则将僧官完全排除在外。十四年,英宗又将度牒考试改为两场,僧录司官只负责初试,度牒发放决定于礼部“覆试”(注:《明英宗实录》卷28。)。景泰五年(1454)七月,恢复宣德旧例,度僧遣礼部官与僧录司官等“公同考审”(注:《明英宗实录》卷243。)。
   考试年限,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太祖规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牒”(注:《明太祖实录》卷167。)。实际上,他四年一度(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载有明太祖原话:“三年一次出给的是”,“自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截日住罢,候至洪武二十一年为始,方许请给”。自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应为四年一度僧。其后,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先后考试度僧,其他年份则没有,是洪武后期四年一度。)。永乐元年(1403),成祖重申“三年一给度牒”(注:《大明会典》卷104《僧道》。),实际也是四年一度(注: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十三年先后给发僧牒,五年应发度牒而成祖借故未发。其间虽缺永乐九年度僧的记载,但从年限上判断,永乐前期应为四年一度僧。)。十六年十月,成祖下令,儿童出家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注:《明太宗实录》巷205。)。成祖诏令五年一度僧,实际为六年一度(注:永乐十三年度僧以后,至十九年方复给发度牒,所以实际是六年一度。后人仅据诏令,认为洪武后期三年一度,永乐年间改为五年一度。如,《明史•职官志》称:“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大明会典•僧道》称:“(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司每三年考试,能通经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给度牒”,“永乐元年,令三年一给度牒”。二书还将洪武后期三年一度诏令的时间弄错。弘治九年六月,礼部也称,“太祖皇帝有三年一给度之制,以后日渐增多,故太宗皇帝改为五年一度”(《明孝宗实录》卷113)。可见,明人、清人始终未发现当时实际度僧年限。今人疏于考证,随之皆误。),天顺二年(1458)五月,英宗下令“每十年一次开度”(注:《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明孝宗实录》卷114。)。
   (5)限定全国僧人总数。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注:《明太宗实录》卷205。),确定了明代僧人总数也就是三万六、七千人(注:按,《明史•地理志》记载,明代有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四十、县一千一百四十四,则全国僧人总数不超过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人,所谓“概天下计之,其请给者亦不过三万六千余名”。(《明孝宗实录》卷112)明代中期略有变化。弘治年间有府一百四十七,州二百七十七,县一千一百四十五,“共该额设(僧、道)三万七千九十名”。(《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永乐定额成为后朝度僧的参照和顾忌,大臣反对滥度必以永乐定额为言。如,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宣宗命将“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行童“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五年考试给与”(注:《明宣宗实录》卷34。)。正统五年(1461)二月,行在礼部议准,“僧、道依太宗钦定额数给度”(注:《明英宗实录》卷64。)。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礼部议准,“将十年一度之例停止,待额数不足之日,所在官司照额起送给度”(注:《明孝宗实录》卷10。)。
   (6)度牒免费发放。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太祖“诏罢”“免丁钱”,“著为令”(注:《明太祖实录》卷77。),把免费发牒定为“祖制”。其后,直到景泰二年(1451),度牒一直免费发放。
   与度僧制度相配合,明朝建立僧籍制度,以防冒滥。洪武五年(1372),“命僧、道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到处,即与对册其父母籍、告度月日。如册不同,即为伪僧(道)”(注:(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大明会典》卷104《僧道》。按,此事可疑处有二,其一是它书多不载(而仅记洪武二十五年造《周知册》),其二是当时僧、道录司尚未设立。但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因为:第一,《释氏稽古略续集》记载明代佛教史实的可信性相当高,并有《大明会典》可为佐证;第二,其同时载有洪武二十五年之事,不存在张冠李戴嫌疑;第三,洪武二十五年令造《周知册》仅针对僧人,而正统元年有“仍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之诏,可见此前《周知册》也是针对僧、道两方,而这只有洪武五年可呼应。至于僧、道录司,疑为二书误记。)。《周知册》开列出家者姓名、年甲、籍贯、出家寺观、受业之师及年代、披剃簪戴施主、给牒时间等(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详载其各方面情况,以备对验。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又造僧人《周知册》(注:《明太祖实录》卷223。)。其后,正统元年(1436)十月,“仍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以防奸诈”(注:《明英宗实录》卷23。)。万历七年(1579)五月,“立僧、道名籍”(注:《明神宗实录》卷87。)。
   
  
 
  明初为度僧制度建立与完善阶段。除洪武初年,各朝多循制而行,给发僧牒较少。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六年八月,太祖对现存僧、道,包括元朝存留者和元末明初以来出家而无度牒者,先后两次换发和补发度牒57200余人、96328人(注:《明太祖实录》卷77、卷84。),承认其出家资格和身份。为了抑制僧团规模,太祖决定以后对申请度牒者加以考试并限制妇女出家。由于度僧制度尚不完备,考试宽松而频繁,出家者迅速增加。自洪武十五年五月设立僧、道二司至十七年闰十月,又给发僧、道度牒2954名,而行童仍“申请不绝”(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七年甲子。)。太祖遂实行四年一度,且严加考试。永乐年间继续补充和完善度僧制度,发牒较少,所度也主要是藏僧。永乐元年(1403)七月,全国给发僧牒仅352张;五年正月,成祖借口洪武年间规定“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下令将所谓“违禁”僧童全部编入军籍,发戍辽东、甘肃;九月,他又拒绝嘉定县僧会司的度僧请求;十三年,给西宁等处僧著失监藏等度牒(注:《明太宗实录》卷21、卷63、卷71、卷171。按,洪武年间,仅有六年规定妇女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以及二十七年下令民人年二十以上方许出家,并无永乐五年正月所谓“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之说,成祖不过是藉此限制出家。)。永乐十六年十月,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同时下令五年一度,实际执行六年一度。宣德年间,对不合条件申领度牒者,如洪熙元年(1425)十二月有五十余岁僧童请牒,宣德二年(1427)七月、十二月考试僧童“皆不通梵典”,九年十一月总兵官都督谭广“请度官军之家幼童为僧、道”,皆拒绝给发度牒(注:《明宣宗实录》卷12、卷29、卷34、卷114。)。宣宗所度相当少,仅有三年六月,因五台山等处僧人“不及数额”,令“审其不违例者给之”;八月,云南土僧善清等“来自万里外”,命“不拘常例与之”;七年五月,太祖所建庐山天池寺因寺坏僧凋,宣宗令修寺,且“度僧以居之”(注:《明宣宗实录》卷44、卷45、卷90。)。
   与此同时,统治者禁止私自披剃,清理非法出家。洪武年间,对非法出家者尚多宽容。洪武二十年(1387)禁二十岁以上出家后,私剃申牒者仍大有人在。次年三月,太祖下令,“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注:《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二十五年二月度僧,沙弥三千余人“多有不能记经欲冒请者”,太祖令“送锦衣卫,皆籍为军”。因僧永隆“焚身以求免”,三千余人终“悉宥罪,给牒为僧”(注:(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20《明落魄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永乐年间对非法出家的态度开始严厉。永乐五年(1407)正月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一千八百余人,被“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注:《明太宗实录》卷63。)。次年六月,成祖又命对非法出家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注:《明太宗实录》卷80。)。宣德八年(1433)三月,宣宗令各处令关津“但遇(私自)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注:《明宣宗实录》卷100。)。
  明代中期,最高统治者多平庸佞佛,专权宦官也多崇佛信僧(注:参阅拙文:《明代宦官与佛教》,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各朝常违制大肆度僧。正统元年(1436)九月,太监洪保奏准,度家人二十四人为僧(注:《明英宗实录》卷22。)。这显然未经过全国度僧考试。二年正月、三月、十月,又先后三次分别度僧、道一百九十五人,僧四千三百六十六人,僧、道五千六百六十六人(注:《明英宗实录》卷26、卷28、卷35。)。正统中期,专权太监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注:《明史》卷164《单宇传》。)。五年二月,僧童等大量涌至京师。六月,“有旨止度一万余”。至七月,又给僧童九千九百七十四人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68、卷69。)。六年闰十一月,“遵太皇太后懿旨”,度僧一千名;八年二月,命度汉藏僧童一万四千三百人;十一年二月出给度牒,“在外府、州、县悉遵永乐间定额,惟南京度僧五百人,北京度僧一千人”;六月,又给赐贵州土僧童四十九名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86、卷101、卷138、卷142。)。代宗即位初,有旨停止开度,但景泰二年(1451)正月,“奉皇后懿旨,度僧三万”(注:《明英宗实录》卷200。)。实际上,这是太监兴安的主意。兴安“崇信释教,请上三年一度僧”(注:(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47《释家总纪》四,台湾文海出版社。)。至四月,度僧一万八千九百零二人。至十一月,共度僧、道三万二千八百余人(注:《明英宗实录》卷203、卷210。)。与此同时,代宗开鬻牒之门(详见后文)。景泰五年,行童又群聚京师。六月,代宗下令“两京各度一千名,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二十名”(注:《明英宗实录》卷242、卷243。),又度了一个永乐定额。六年六月,代宗下令以后按缺额给度。次年十月,他却又给发僧牒二百四十张。成化年间遵行十年一度,但度僧数目骤增。成化二年(1466)闰三月,“额外给度僧、道十五岁以上者五万名”,一年所度计十三万二千二百余人(注:《明宪宗实录》卷28、卷120。)。十二年十月,礼部统计,又度僧、道一万三千三百四十名(注:《明宪宗实录》卷158。)。二十年十一月,“妖僧”继晓乞归,宪宗赐以“空名度牒五百道”;年底,陕西、山西饥荒,两次鬻牒,“预度”僧、道七万人;次年十二月,再度僧、道二万九千九百六十名(注:《明史》卷307《继晓传》,《明宪宗实录》卷257、卷258、卷259、卷273。)。其后,加上给藏僧度牒以及各地追加鬻牒,至二十二年四月,给牒至十一万张,宪宗才下令“停止”(注:《明宪宗实录》卷277。)。总计成化一朝给发度牒至二十五万五千余张,全国僧、道超过三十七万(或说三十五万)(注:《明孝宗实录》卷112、卷113。按,成化年间僧、道总数,弘治时礼部尚书倪岳《止给度疏》称达五十余万。其疏云:“查得成化二年给度过僧、道一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余万”,“成化年间所度,已该三十五万有余”,“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万,共该五十余万”。(《青溪漫稿》卷13《止给度疏》)如前所述,成化十二年所度,礼部统计为一万三千三百余名。至二十一年七月,礼部仍称,十二年度过僧、道一万三千三百余人。(《明宪宗实录》卷268)成化二十二年所度,共十一万人,也是当时礼部的统计。成化年间三次开度,计二十五万余,而非倪岳所谓“三十五万有余”。其时,僧、道总数约为三十五万或三十七万,而非五十万,这在当时其他官员奏疏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弘治九年四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彭诚等奏称,成化年间三次开度,僧人大增,“比之旧额,已为十倍”。(《明孝宗实录》卷112)五月,礼科给事中屈伸疏称,“自成化二年以来,三次开度,已逾三十五万。正数之外,增至十倍”。工科给事中柴昇也疏称,“祖宗朝僧、道各有额数,迩年增至三十七万有余”。(《明孝宗实录》卷113)倪岳运用数字有误,致使其对成化年间所度及当时僧、道总数的估计经不住推敲。而由于其疏为《明经世文编》选录,流传较广。后人不辨,随之皆误。)。孝宗即位初,礼部奏准,“将十年一度之例停止”(注:《明孝宗实录》卷10。)。但弘治九年(1496)二月,各地行童“妄议今年例该给度,俱会聚京师”。孝宗借口“自弘治年来未尝给度”,竟下令开度。六月,礼部被迫提出,“仍鉴累朝禁约”,裁减所度,“自后或二十年、二十五年一次开度”,“庶僧、道可渐复额内之制”。孝宗下令“在京准度八千名,南京五千名,直隶及各布政司府、州、县原额有缺,照数保送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卷113、卷114。)。至十一年十二月,全国共度僧、道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人(注:《明孝宗实录》卷145。)。武宗最为佞佛。尽管弘治九年规定“自后或二十年、二十五年一次开度”,但正德二年(1507)五月,僧录司官等“谓已及十年给度之期,宜如例举行”。武宗“准度在京、在外僧三万名,道一万名”(注:《明武宗实录》卷26。)。次年三月,他又下令鬻卖僧牒三万张。五年十月,武宗令给藏僧度牒三万张,同时度汉僧、道各五千名,未果。八年十一月,他又下令度藏、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因藏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武宗干脆赐大庆法王领占班丹藏僧行童度牒三千张,“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106。)。
  明代中期对私度也禁止不力,疏于清理。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有人揭露出家者“累千百万”,均无合法身分,要求令其“还俗生理”。代宗命“会官议之”,但最终没有实际行动;景泰四年(1453)四月,又有官员提出,“再通行天下,凡无度牒者即令还俗”。代宗“命所司详议以闻”。其后,也未见行动(注:《明英宗实录》卷183、卷228。)。成化元年(1465)二月,一官员建议,“私自簪剃者勒令还俗,解发原籍当差”。宪宗命“下所司议之”(注:《明宪宗实录》卷14。),结果也无下文。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因左都御史马文升之疏,礼部奏准,“无度牒僧行道童发回当差”;但至五月,工科给事中夏昂仍疏称,“今既数月,未见施行”;八年十一月,礼部尚书倪岳等又要求“禁约请给”,“其潜住京师寺、观,请悉诏还原籍当差,违者发边卫充军”。孝宗却表示“姑已之”(注:《明孝宗实录》卷10、卷14、卷106。)。
  明代后期,基本上实行鬻牒。嘉靖年间,世宗下令僧、道“自今永不许开度”(注:《明世宗实录》卷83。)。他崇道禁佛,几次大度道童,而僧童却没有开度(注:参阅拙文:《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隆庆以后,各朝虽恢复鬻牒度僧,但均注意压缩僧人队伍,一次性开度成千上万僧童之举在明代成为历史。
   
  
 
  正统年间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军屯、商屯逐渐废坏,财政收入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蒙古族瓦刺部兴起并频繁进犯,明朝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统治阶级奢侈浪费,明朝财政日益吃紧。于是,统治者千方百计寻找财源,鬻牒即收费发放度牒遂不可避免。
  明代鬻牒始于景泰二年(1451),起初主要是解决边地军饷。政府往往令行童运纳定量之米至边地,以换取度牒,度牒总数不作控制。由于边路险远,行童运纳前往者不会太多,鬻牒规模不大,地域也局限于四川等地。至成化年间,因各地天灾频发,赈济缺粮,于是大规模鬻牒。政府往往给出定量度牒,听令行童缴纳米、银换取。鬻牒数量,动辄上万,甚至一年达七万张,在给度中占相当大比重,范围则推及全国。至嘉靖十八年(1539),令行童皆纳银给牒,鬻牒遂成为给度正途。
  政府既鬻牒,考试通经、限定年龄等制限遂成一纸空文,度僧制度废坏。度牒给发原在北京,至鬻牒行,空名度牒往往直接发到地方,行童在当地即可购得。度牒价格,最初每张米五石。景泰五年(1454)四月以后,曾涨至米二十石,或银十二两(成化九年八月,曾有人提议鬻牒每张银二十五两,但终未实行)。这反映出当时出家踊跃,度牒需求旺盛,故统治者扬昂牒价。随着成化、正德年间大肆鬻牒,希求出家者随之减少,度牒价格也随行就市,不断下落。嘉靖十八年(1539)每张银十两,三十七年三月跌为银六两,隆庆六年(1572)则价落至银五两。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明朝鬻卖僧牒统计表
 
   时间     鬻牒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景泰二年七月  刑部侍郎罗绮奉命于四川督运粮储二十万,“往贵州饷军”,见四川之民“劳瘁已极”,奏准先挽运十万,其他别为筹措,包括:“僧、道赴彼(贵州)纳米五石者,给予度牒”,四川各司“起送阴阳、医生、僧、道赴部者,俱令运米有差”,等。 (《明英宗实录》卷206) 明朝鬻牒之始
       
  景泰四年六月 播州用兵需饷,而四川之民“财殚力乏”,户郎郎中徐敬奏请恢复所停纳米事例。户部奏准,移文四川布政司,“僧、道欲给度牒者五石”,,“俱自备米,赴播州缺粮仓分交纳”。 《明英宗实录》卷230  七年十月命给重庆等府僧胡德心等度牒,“以各僧遵例输米播州边仓”。  (《明英宗实录》卷271)
   
  景泰五年  命礼部:凡僧、道请给度牒者,于通州运米二十石,赴 口外万全等处官仓交收,以备军用。 (《明英宗实录》卷240)
    
   成化二年三月四日 命礼部给度牒鬻僧,赈济饥民。巡抚淮扬都御史林聪处一万,每名纳米十一石;南京礼部五千,每名纳米十五石;其它各处僧在京师者,每名纳银五两。  (《明宪宗实录》卷27)
     
   成化九年八月 因山东水、蝗灾甚于往岁,公私储蓄惧竭,户部议准,从巡抚山东左佥都御史牟俸前所陈,“令礼部出给空名度牒数万,令赴山东告给,每牒纳米二十石,或银二十五两”。  (《明宪宗实录》卷119)  九月,礼部称,僧、道十年一度,“若先期特度于山东”,行童“必群聚其地,反为骚扰”。诏“不必行”。 (《明宪宗实录》卷120)
         
   成化十三年四月  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张瑄以河南水灾,“奏举见行救荒十事”,其一为“各处阴阳、医生、僧、道纳米,免其考试”。户部议准,“令如例”。 (《明宪宗实录》卷165)

   成化二十年十月  山西、陕西饥荒,给空名度牒一万纸,分送山西巡抚都御史叶淇、陕西巡抚都御史郑时,“募愿为僧、道者,令诣被灾处,输粟十石,以助赈济”。  (《明宪宗实录》卷257)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  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户部尚书余子俊提出,“度僧、道六万人,人纳银十二两于所在官司,类解转运,以备边用”。十二月,陕西“饥已甚”,宪宗令以前后所度七万准作二十二年该度之数。   《明宪宗实录》卷258 、259  次年八月,礼部分配度牒:两京等七千八百;十三布政司等六万二千二百。 (《明宪宗卷实录》卷269)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  凤阳知府章锐奏:该府自成化十四年以来“屡遭水旱,民困已极”,要求“仍给度牒三千,以资召募”,等。宪宗“从其言”。 (《明宪宗实录》卷275)
 
  正德三年三月  户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韩福受命湖广整理粮储,建议度僧六万人,预给度牒,“其银俱类解湖广”。武宗命减半度之。 (《明武宗实录》卷36)
        
   嘉靖十八年 奏准:僧、道照明初额设定数,每僧、道一名,各于当地纳银十两,上纳类解,免其赴京。 (《大明会典》卷104) 鬻牒成为给度正途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  吏部尚书吴鹏等议准:僧、道十六岁以上私自簪剃者, “各追银六两,关给度牒”。 (《明世宗实录》卷457)
  
  隆庆六年 题准:礼部印发空头度牒,通行各处召纳。如有来京请给者,赴户部纳银五两,发号纸送礼部给牒。 (《大明会典》卷104)
       
  万历七年五月 户部奏准:酌停僧、道纳银事例,等。 (《明神宗实录》卷87)
 
   
 
  明代的度僧,对明代社会与佛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首先,明代统治者通过完密的度僧制度,基本控制了僧团的规模,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
  南北朝以来,历代统治者多崇佛信僧,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和膨胀。唐代开始,统治者通过发放度牒,力图控制出家人数,抑制佛教势力。但因制度不完密,及统治者经常违制给度、大量鬻牒,对出家的限制并不成功,僧尼数目一直居高不下,佛教势力十分庞大(注:唐朝僧尼,会昌年间仅勒令还俗者即达二十六万,总数近三十万,当时人口约两千万(人口数据)谢重光:《唐代佛教政策简论》一文估计,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僧尼占人口总数的1.5%。北宋,天禧年间僧尼达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口为一千九百九十三万,僧尼占人口总数的2.3%。南宋,绍兴年间有僧尼二十万人,人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僧尼占人口总数的1.2%。元代,至元年间有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时户口为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僧尼占人口总数的0.36%。)。明代前、中期,通过完密的度僧制度,特别是严格考试度僧,规定考试年限,基本消除了前代赐牒太多、无岁不度等弊病,而确定全国僧人总额,更为限制出家提供了可供操作量化指标。其后,各朝虽屡次违制度僧,包括大肆鬻牒,但很少有连年不断者。永乐僧额也成为最高统治者度僧的参照和顾忌,不敢违犯过甚。因此,明代僧人总数一直不多。成化年间,僧、道最多时也就是三十七万。其中,僧人在十八万以上,但不会超过三十万。与前代相比,明代僧人绝对数量不算很多。若以当时人口六千二百八十八万为准,即使按最高额三十万僧人计算,也仅占人口总数的0.47%,相对数量也比较少。僧人来源于民众,“不过出于军、民、匠籍之家”(注:《明孝宗实录》卷113。)。出家而遁入空门,意味着封建国家劳动力和徭役的流失(注:明代徭役征取的依据是家产、户等。一人出家,其家丁数减少,户等随之下降,徭役征收也因之而减少。寺院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杂派僧人差役。因此,僧人出家,也就意味徭役的流失。),军丁、匠人的脱逃。不仅如此,僧人不耕不织,“安坐而食”,还要民众劳动供养,其脱逃的徭役、军役、匠役也要转嫁到民众身上,增加他们负担。明代僧人总数得到控制,保证了较多民众能留在军、民、匠籍,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
  其次,明代中期有所限制的鬻牒,为边军提供军饷,为灾民提供赈济,有积极意义。众所周知,鬻牒往往导致大批民众出动摇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无限制地鬻牒,对统治者无异饮鸩止渴。明代虽大量鬻牒,但又有所顾忌和限制,僧、道最多时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七万,僧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至多是唐、宋的三分之一。明代中期鬻牒,倡议者多为大臣和地方官员,其目的一是解决边军缺饷,减轻百姓粮饷负担,二是筹措经费赈济灾民,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鬻牒筹集到的大量银、米,专款专用,对巩固国防、减轻百姓负担、保障百姓生活、发展生产有积极意义。
  第三,大量度僧鬻牒,使僧团冗滥,鱼龙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阻碍作用。正统以后,统治者违制大量度僧,并开鬻牒之门,僧团不断壮大。至成化年间,宪宗大肆鬻牒,僧人队伍迅速膨胀。这些,无疑阻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滥度,尤其是鬻牒,使僧团中鱼龙混杂。许多僧人混同世俗,“饮酒食肉,歇宿娼妓,无所不为”(注:《明英宗实录》卷276。)。一些僧人作奸犯科。成化年间,京城、苏州等地“盗贼生发”,其中强盗竟“多系僧人”(注:《明宪宗实录》卷150、卷195。)。弘治年间,“盗贼窃发,中间所获多是僧徒”(注:《明孝宗实录》卷89。)。还有一些僧人则借佛教为掩护,打着讲经说法招牌,鼓动和组织群众反抗明朝统治。如,宣德五年(1430年)正月,栖霞县僧明本等以化缘至成山卫,“为谣言惑众,诈称转轮王出世,作伪诏,纪涌安年号”,准备发动起义,建立政权(注:《明宣宗实录》卷61。)。弘治九年(1496年)五月,有官员也称:“近年各处获妖言谋逆之党,中间多此辈为倡”(注:《明孝宗实录》卷113。)。这都破坏了社会稳定,危害明王朝统治。
  第四,明代为度僧设立诸多制限,鬻牒又收取不菲价格,也引发了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以及僧官借机营私舞弊等问题。一些王公贵族往往建寺私度,为自己祈福。永乐年间,谷王朱橞被揭露“大建佛寺,私度僧尼,祈天祷命”(注:《明太宗实录》卷181。)。嘉靖年间,世宗仍“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注:《明世宗实录》卷83。)。普通民众中,私自披剃、非法出家之风更盛。正统以后,“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动以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14。)。由于度牒不易获取,于是买卖、伪造度牒成风,“有亡殁遗留度牒未经缴销为他人有者,有逃匿军民及囚犯伪造者,有倒卖影射及私自簪剃者”(注:《明英宗实录》卷23。)。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有伪造僧人度牒往浙江潜卖者”(注:《明宪宗实录》卷166。)。宪宗宠僧继晓乞归,“给与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数十百两”(注:《明宪宗实录》卷260。另,《明史•继晓传》作赐继晓“空名度牒五百道”《详见前文》。)。弘治九年(1496年)五月,又有僧人圆照等“伪造私牒”(注:《明宪宗实录》卷113。)。一些僧官则常借度僧之机营私舞弊。他们或乞讨度牒,擅自给发。如,永乐年间,左觉义张答里麻“冒请护持、度牒”,“招纳逋逃为僧”(注:《明太宗实录》卷210。)。宣德年间,右觉义大旺“擅披剃军民子弟,朦胧请度牒”(注:《明宣宗实录》卷87、卷91。)。或借度僧大肆收受贿赂。如,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度僧,左阐教请让等“令各僧拈阄定数,逼取银数万两”(注:《明英宗实录》卷243。)。或盗卖度牒。如,成化十二年(1482年)八月,右善世道坚“纵其徒戒澄盗卖度牒”(注:《明宪宗实录》卷156。)。
  第五,大量考试、申领度牒行童及僧、道汇聚京城,也对北京治安、物价产生了影响。明代前、中期,考试行童、给发度牒皆在京城进行。每当考试之年,成千上万行童汇聚京师。同时,持牒僧、道也大量滞留于京师。他们之中,“为奸、为盗、为恶逆者,殆不可胜数”(注:《明英宗实录》卷210。),给北京治安带来严重问题。同时,大量行童及僧、道汇集京城,必然带动北京物价尤其是米价的上涨。景泰三年(1452年)闰九月,有官员指出,僧、道“潜住京师,动以万计,虽不费官粮,而米价涌贵,实由其冗食所致”(注:《明英宗实录》卷221。)。成化十年(1474年)六月,又有官员提出,“京城内外米价腾涌,民食孔艰。若复行给度,则天下僧、道纷集京师,米价益贵”(注:《明宪宗实录》卷129。)。物价尤其是米价涌贵,“不免靠损下民”(注:《明英宗实录》卷256。),加重了京城居民的生活负担。因此,历朝经常下令驱遣京城“游食僧、道”,对隐匿者治以罪。
  明代度僧对佛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一,
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保持了佛教的传承和命脉,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如前所述,明代僧人队伍仍然十分庞大。这些僧人,多恪守清规戒律,甘于苦空寂寞,“其高者归心法镜,而无敢吊诡以畔宗,下者亦谨廪呗诵,而不至毁戒以乱俗”(注:《金陵梵刹志》卷16陈治本《重修南京僧录司碑记》。)。由于他们,特别是一些高僧的修持、弘传,明代佛教命脉虽微弱而仍不绝如缕。尽管他们中鱼龙混杂,明代佛学也衰颓不振,但庞大的僧团终究是明代佛教的象征和标志之一,显示着佛教表面的繁盛。
  第二,考试给度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明代前、中期,禅、讲僧童要获得度牒,必须通过考试《心经》、《法华经》。太祖又诏令僧众“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注:《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年丁巳。)。这些,客观上促进了诸宗进一步融合。因为“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注: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第27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禅僧也多兼习讲门,习经注经。诸宗融合成为明代佛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另一方面,明太祖首次把“教”僧即赴应僧专业化,规定赴应僧行重要获得度牒,必须通过考试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随着法事专业化和商品化,佛教内部出现了向有可靠收入的赴应僧的倾斜,其队伍不断壮大。日本学者龙池清估计,明代“教僧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注:(日)龙池清:《明代の瑜伽教僧》,载日本《东方学报》(东京)第11册第1期,194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佛教已经与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第三,大量度僧鬻牒,禁止讲经说法,导致僧众冗滥,佛学进一步衰微。佛学的衰微,自唐末即已开始。明代中期以后,大量鬻牒,度僧“概无凭据”,“漫不可究”。僧众中许多人并不真心皈依佛教,“曾不坐禅,又不习观”,“反指学问之师谓是口头三昧,杜撰谓是真实修行,哄诱男女,致生他事”(注:(明)释圆澄:《慨古录》,载《大日本续藏经》第二编第十九套第四册,日本藏经书院刊,1912年。)。而统治者为防止僧俗混淆、僧人借机鼓动和组织群众反抗明朝统治,从明代中期开始禁止僧人游方问道、讲经说法,使寺院教育废弛,佛学进一步衰微。因此,万历时僧圆澄抱怨说,“执政者尽禁讲经论道,而资彼无名者流狂悖懒惰”,致使“末法浇漓,真风坠地”,“吾教之衰,莫可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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