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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信研究员逝世[图]

文章作者:近代史研究所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站》2009-12-14  点击:2448 发布时间:2010-2-11 18:05:17 [评论]

  《建文帝》网站按:中国明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信先生不幸逝世,对于本站这是一个迟到的信息。张德信先生于2006年8月专程来到湘潭,对建文帝落籍湘潭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支持。为了表示我们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与崇高的敬意,谨转载《近代中国研究网站》的专题报道。

左起第4人为张德信先生

张德信先生在湘潭答记者问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明史专家张德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2月11日20时55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69岁。
  张德信同志,陕西丹凤人,1940年11月7日出生。1954年14岁时参加工作,先后在丹凤县竹林关供销合作社、中共丹凤县委、中共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工作。由于工作表现优异,1960年9月被选入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深造。1964年2月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7月毕业。同年8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元璋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张德信同志长期从事明史研究,造诣颇深,是国内外公认的明史专家。他勤奋刻苦,治学严谨,功力深厚,成果卓著。他先后撰写出版的著作有《海瑞》、《明代开国功臣传》、《中国事典·明代卷》、《崇祯皇帝大传》、《明朝典制》、《明代职官年表》等。尤其是《明朝典制》一书,对明代典章制度追根溯源,广征博引,资料丰富,立论严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张德信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大陆杂志》、《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明代分封制度述论》、《明代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明代科举制度述论》、《葡萄牙人初寓蠔镜澳的历史考察》、《王崇武与明史研究》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内容涉及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外关系等多方面,为明史研究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德信同志注重明代古籍资料整理工作,点校整理了《明史海瑞传校注》、《寓圃杂记》,主编《洪武御制全书》,与人合作编辑整理《中葡关系史资料汇编》、《国初群雄事略》等古籍资料,为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张德信同志对中国明史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筹办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编辑学会刊物《明史研究》,并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为此耗费了巨大精力。中国明史研究近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张德信同志的奉献是分不开的。
  张德信同志热爱祖国,无论在内地及港台地区学术交流间或在国外访问,始终坚持真理,维护国家利益,保持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风范。他与日本学者松浦章合作编写《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一书,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受到日本学者的赞誉。
  张德信同志为人豁达谦和,热心助人,提携后学,许多年轻学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乐于助人的精神,赢得学术同仁和朋友的尊敬。2000年末退休后,他仍然一如既往,以所为家,笔耕不辍,学术上不断开拓进取。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开展更多新的研究工作时,却不幸身患癌症,但他心态坦然,积极乐观,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并坚持把承担的课题做完,最终不治而辞世,令人感到无比惋惜和万分悲痛。
  张德信同志将一生奉献给了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我们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张德信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学术研究事业献身的精神风范,他对亲友、同事、后学的关爱与期望,将永远激励我们在人生和学术的道路上前行。
  张德信同志,安息吧!

  沉痛悼念中国明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信研究员!

辞别明史专家张德信研究员

杲文川

       凌晨,中国明史学界的专家们纷纷起床,顶着寒风,赶赴北京医院,向中国明史学会前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信研究员作最后的告别。
       张德信老师是陕西丹凤人,1940年11月7日出生。1954年14岁时参加工作,先后在丹凤县竹林关供销合作社、中共丹凤县委、中共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工作。由于工作表现优异,1960年9月被选入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深造。1964年7月毕业时,恰巧,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主张文史哲的人才都要,所以,张德信有幸于8月到《历史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后来转为科研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8年,明史大家王毓铨(二级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刘重日、副主任张显清等创办中国明史学会时,张德信就是筹备发起的主要成员之一。1989年8月,在北京风波之后不久,第一届中国明史研讨会在太原召开,会议选举白寿彝为名誉会长,王毓铨为第一任会长,刘重日等为副会长,张显清为秘书长,张德信为副秘书长。台湾“中研院”熊秉贞研究员和日本明史学者出席会议。以后,刘重日、张显清分别为第二任、第三任会长,张德信担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元璋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张德信为人随和,待人热情诚恳,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学者,因此,外国学者、港澳台学者、全国各地学者都把他的办公室当成在北京的联络中心。他也乐于帮助别人,所以在学界口碑很好。他与日本学者松浦章合作编写《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一书,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受到日本学者的赞誉。
       20年来,中国明史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一共召开了13次,我参加了后边的4次,学会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张德信事无巨细,忙里忙外,把会议安排得井井有条。在每届大会之间,还有众多的中小会议,张德信都要从中协调,组织实施。后来,中国明史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有200多名会员,十几个团体会员,每次会议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港澳台的明史专家济济一堂,交流切磋,和睦融洽,令许多其他协会羡慕。每次会议之后,要编辑一本会刊《明史研究》,张德信都要亲自参与,这些资料推动了我国的明史研究,促进了研究队伍的壮大。由于中国明史学会学术风气正派,研讨活跃、内部团结,成为联系海内外明史研究界的纽带,得到国家民政部和社科院科研局的多次赞扬,张德信在其中的穿针引线作用,带头苦干的作风而创造出的局面,他功不可没!
       在这么多的事物工作压力下,张德信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不放松。他长期从事明史研究,造诣颇深,是国内外公认的明史专家。他勤奋刻苦,退休后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他治学严谨,学养深厚,先后撰写出版的著作有《海瑞》《明代开国功臣传》《中国事典•明代卷》《崇祯皇帝大传》《明朝典制》《明代职官年表》等。令人称道的《明朝典制》一书,对明代典章制度追根溯源,旁征博引,资料丰富,立论严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张德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大陆杂志》《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明代分封制度述论》《明代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明代科举制度述论》《葡萄牙人初寓蠔镜澳的历史考察》《王崇武与明史研究》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内容涉及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外关系等多方面,为明史研究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德信注重明代古籍资料整理工作,点校整理了《明史海瑞传校注》《寓圃杂记》,主编《洪武御制全书》,与人合作编辑整理《中葡关系史资料汇编》《国初群雄事略》等古籍资料,为明史研究做了打基础的工作。
        张德信为人豁达谦和,热心助人,提携后学,许多年轻学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乐于助人的精神,赢得学术同仁和朋友的尊敬。
        张德信甘于坐冷板凳,他花了20多年时间的笨功夫,编出一套400万字的工具书《明代职官年表》,是可以传世的作品,因为它能使后来人节省很多时间。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开展更多新的研究工作时,却不幸身患癌症,但他心态坦然,积极乐观,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并坚持把承担的课题做完,最终不治而于12月11日20时55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69岁,令人感到无比惋惜和万分悲痛。
       台湾上一届的明史研究会会长张哲郎教授、全国各地的明史研究专家学者、正在赶制《明代职官年表》的黄山书社总编辑赵国华等都专程赶到北京,沉痛地为好人、正派人张德信送行。
       (文章中一些资料取自近代史所讣告)

(本文来自杲文川博客)

  附:张德信 《明朝典章制度》(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研究文库)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01月第1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研究文库中的一册,本书具体介绍了明清典章制度中的皇帝制度、礼仪制度、中央行政官制,学校、科举和铨选制度,以及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督抚制度、地方官制、刑法制度和户籍、赋税、徭役与工商制度的设置和内容。


  前言: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其典制的设置,有承袭,有改革,有创立,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特点。
  若考察中国封建典制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大体有两条线索:一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建立和推行的封建典制的主要线索;一条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建立和推行的封建典制的次要线索。这两条基本线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互相作用,交织发展。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实施统治之后,都程度不同地将其相对落后的东西,注入以汉民族为主体封建王朝建立和推行的相对进步的封建典制之中,致使封建典制的发展呈现曲折状态。到了元朝,这一状态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明太祖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是在元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初的一切典制,无不带有元朝的痕迹;又因它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的继续,所以,封建中央集权至此变得更加集中和强化。在封建典制的沿袭与改革中,朱元璋多次告谕群臣要效法唐、宋,意在沿着封建典制的主要线索继续发展。因此,明朝典制,既有承袭元朝相对落后的旧制,又有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效法唐、宋相对进步的典制。尤其是朱元璋结合明朝实际,对现行典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诸如罢中书省,废丞相,分政于六部;大都督府的一分为五;罢行中书省而立都、布、按三司,等等。使明朝典制较之前朝具有更加独特之处。这种改革和发展,以及随之形成的皇权的绝对强化,构成了明朝典制的显著特点。以少数民族入关建立的清朝,在典制的建立方面。直接取法明制者多多。
  基于上述认识,根据相关史料,梳理其中的因果关系,揭示其本质,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笔者确定的研究课题。如果说《明朝典制》的撰写是这一课题的初步成果的话,那么在日后的研究中,将着重揭示典制背后隐藏的带有本质性的东西,即解释和回答某一典制为什么承袭、为什么改革、为什么创设之类的问题。为此,特撰《引论》以志之。
 
  书摘

  1.南京宫室规制

  明太祖朱元璋挥兵消灭群雄、平定江南之后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怀着胜利的喜悦,下令扩建建康城。由于吴王公府处在城中,地势“稍卑隘”,遂命刘基等占卜选择吉祥之地。于是选定旧城东白下门二里外的锺山之南营建新宫,延互周围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鉴于朱元璋对京师的确立犹豫再三,南京宫室的营建随之几起几落。大凡有三个阶段:即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至吴元(1367)年八月,主要营建庙社、宫室、方丘、圜丘、社稷坛等,系开国准备阶段;洪武八年(1375)八月至十年(1377)十月,重新规划改建皇城、宫城内的宫殿与庙坛等, 系罢建中都之后的举措;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至二十八年(1395)末,改建宗人府及五府、六部等中央官署,系南京的京师地位确定之后按王朝规制的改建和整建,诸如门阙的增益,规模的宏壮,主次的分明和井然有序等。
  综合上述三个阶段,或称三个时期的营建京师的宫室,在继承“象法天地,经纬阴阳”的传统都城宗旨、参以元大都规模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特和宏壮的格局:以正阳门至北安门为中轴线,营建重要而尊贵的宫殿、门阙;两侧配以相关建筑,对称有序;坛庙布列周围,形成宏伟的建筑群。集中反映明太祖朱元璋的崇尚和志向。

  (1)宫城

  宫城,又称紫禁城,呈二里见方的正方形。在都城的中轴线上,南起午门,北至玄武门,从南至北以次排列的有奉天门、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门、乾清宫、坤宁宫。中轴线左右亦有相关宫殿门阙:午门,系紫禁城的正南门,居中向阳,以位当子午而得名,左右有两观, 中三门左右为左右掖门,高大雄壮;奉天门左右有西角门、东角门,西东角门左右有左顺门、右顺门,左右顺门左右有作为紫禁城的西华门、东华门,西东华门左右有西上门、东上门,西上门南北有西上南门和西上北门,东上门南北有东上南门和东上北门;奉天殿左右有武楼、文楼与中左门、中右门;华盖殿左右有武英殿、文华殿;乾清官右有奉先殿;坤宁宫左右有柔仪殿、春和殿。
从宫城布局考察,当以乾清门为外廷、内廷的分界线,前者系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后者系皇帝后妃生活的场所。
  外廷,亦称外朝、前廷。奉天殿是皇帝受朝贺之地,华盖、谨身二殿是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庆典大宴群臣或早朝之地。因三殿系皇帝处理朝政的处所而构成其核心地位;加上三殿左右前后有众多宫殿门阙,标志皇帝权力的至高无尚,神圣不可侵犯之势。午门外是皇帝阅兵之地;因是天子所居的南门,级别较高、只有公、侯、驸马及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准许由午门的右门出入,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的官员只能由左右掖门出入。文华殿是东宫太子学习、理事之所;武英殿仅是皇帝斋戒的居处。
  内廷,亦称内朝、后寝、后宫。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坤宁宫是皇后的居所。乾清宫东的奉先殿,是专供皇后每日早晚焚香、祭拜祖先的场所,取钦天孝恩之意。史书未载如后代的交泰殿之类,而有柔仪、春和二殿,似有交泰殿的功能。至于后代的东西六宫。史载不详。检,只是在吴元年(1367)九月,扩建宫城竣工时说道:“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日乾清宫,后日坤宁宫,六富以次序列焉。”再参以营建北京,有“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的记载。南京紫禁城的后宫,当有东西六宫之建。

  (2)皇城

  京师南京皇城,南至正阳门,北至北安门,东至东安门,西至西安门。若从正阳门至午门的中轴线考察,午门前为端门,端门前为承天门,承天门前为外五龙桥和洪武门。五龙桥至洪武门御道东侧,自北至南以次为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和工部,其东为翰林院、詹事府、太医院和东城兵马司:御道西侧,有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和太常寺,其西为通政司、锦衣卫、旗手卫和钦天监,再西为仪礼司,而行人司在西华门之西。三法司(刑部、理寺、都察院)职掌刑法,不置于皇城,移建于太平门外的玄武湖畔。象征天牢的贯城。 (3)坛庙布局
  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统治的正统和尊严,对坛庙的布局与营造.极为重视,给予非常尊贵的地位。他所说的“建为一代之典”,在祭祀坛庙上有着集中而突出的体现。
  太庙、社稷坛。朱元璋立国之初.建太庙于紫禁城东南,建社稷坛于紫禁城西南。洪武八年(1375)至十年(1377)改建宫城过程中,依照中都规制,将太庙与社稷坛移建于端门御道东西
两侧。如此配置,既异于唐长安,又不同于元大都,形成明王朝的布局紧凑、规制宏壮的特点。
  天地坛。明初,朱元璋沿袭古代规制,分祭天地于南郊的圈丘和北郊的方泽。后来他认为“王者,父天母地,无异祭之礼”,令天地合坛而祭。于是,洪武十年(1377),在原圜丘中移建天地坛与大祀殿。“配以仁祖淳皇帝,严以殿宇,左右列坛,以日月星辰、岳镇海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历代帝王、天下神祗及有城隍之神从祀”。0从而改变了天地分祭的旧例,构成明初都城规制和布局的特色。
  山川坛,位于天地坛西。其左为旗纛庙,右为先农坛。是皇帝祭祀山川神抵和措田劝农的场所。
  另有一些坛庙,恕不一一列举。

  2.北京宫室的规制和营建

  成祖朱棣二十余年的藩王生涯.尤其是在北方筑城、屯田、练兵及对北元残余势力进击中,天时地利,熟之于胸。同时把明太祖朱元璋抗击北元的嘱托付诸实践,确立开拓进取的国策。加上北平系龙兴之地.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于是着手营建,做迁都的准备。
  关于北京的营建,在朱棣做藩王时就开始了。燕王府是元代西宫,即太液池西的隆临、兴圣等宫稍加修建而成的。永乐五年(1407)五月.为巡牵方便,又对元代旧宫加以修建。十四年(1416)八月,营建西宫,作为“视朝”的处所。同年十一月,朱棣欲分建两都.召群臣集议,得到赞同.在元代旧宫东一里之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至十八年(1420)十二月,北京的宫城、皇城及坛庙全部建成,其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迁都于此,改北京为京师。明代的第二个京都的宏伟建筑耸立在中国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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