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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我们从什么角度关注建文帝研究——在建文帝踪迹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文章作者:毛佩琦 文章来源:毛佩琦的BLOG(2010-07-13 11:21:09) 点击:5192 发布时间:2010-7-22 16:59:22 [评论]

  近年来,有一股历史文化热。在这股热中,一些人的目光投向了明代的一庄谜案,建文皇帝踪迹之谜。许多据称与建文帝有关的老的遗迹、文物被拿出来宣传、重新强调,而且还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据说与建文帝有关的遗迹与文物,同时,各地都有自称是建文帝后裔的人或家族纷纷出来表达意愿,希望认定他们的血统身份。有意思的是,虽然关注这庄谜案的包括社会各界人士,但史学界特别是明史学界对此却不冷不热,相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所谓建文帝的遗迹、文物持否定态度,对一些自称是建文帝的后裔的说法表态也极为慎重。
  建文帝执政、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上台使命是发展的一大关节,向为明史研究者所重视。前辈史学家孟森、胡适、王崇武、吴晗,都涉及过这一问题。在史实订正索隐和历史的解读上以王崇武先生贡献最大。
  朱元璋建立明朝,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他的统治。诛杀功臣与分封亲王看似相辅相成,而其实是互为矛盾的。在朱元璋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有两个大问题必须解决。一是没有丞相的中央政治机构,如何运转;一是强势的亲王如何对待。朱元璋曾经设立四辅官,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后人认为,四辅官就是后来内阁的滥觞。但建文帝朱允炆没有按照朱元璋设计的路子走下去,他的做法是把六部尚书地位进一步提高,“尚书登一品”。这使皇帝与六部之间失去了缓冲,皇帝必须直接面对六部。在弱势皇帝治理下,势必形成六部群龙无首政出多头。在行政上这一格局有着明显缺陷,在政治上它则成为燕王朱棣攻击的口实:“祖宗不许立丞相,今反有六丞相”。另一方面,建文帝明显地处在诸叔的威胁之下。皇帝与强大的亲王无法和平共存,削藩是必然的。但削藩不仅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且同样违背祖制,成为朱棣起兵的借口。朱允炆一上台在政治上就陷入了被动。
  然而,在历史表象之后,却隐含着深刻的逻辑规律。在明朝建立三十多年后,建文帝必须实现从马上的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折,必须实现从尚武—重典向重文—宽仁的转折。建文帝倚重文臣,武臣的地位显得有些次要也是必然的。但这再一次被朱棣所利用,朱棣声称“诛讨左班文臣”。朱棣的口号既打中了建文帝的要害,又对朝中文武官员进行了分化,对武臣有所拉拢。朱棣为了赢得同情,把自己说成是被欺凌一方,打扮成哀兵,并与宁王等人联手也就是必然的。所以,在30年前,我曾提出靖难之役双方是两个隐性集团的争斗,即皇帝文臣集团和武臣亲王集团的争斗。
  还有,建文帝要实现向重文和宽仁的转折,是基于与朱元璋不同的治国理念的。他的重要谋臣侍讲学士方孝孺就代表了这样一种理念。方孝孺要实行宽仁之争,甚至要均田,他说,如果当初陈涉有一廛之田,就不会起而造反。他的均田方针是恢复井田制度。显然在明朝这是无法做到的。方孝孺的理想带有一点天真和迂腐。而他最精彩的思想是他的君臣观。他说,皇帝是要为老百姓办事的,不是老百姓要供奉皇帝。如果皇帝不为老百姓办事,要皇帝还有什么用?所以,二百多年之后,黄宗羲在评价方孝孺时说不能以一个死字,抹掉先生之苦心。方孝孺最后赴死,不仅仅是为了忠君,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死。
  朱棣起兵,声称是为靖建文君之难,说建文君破坏了明朝祖制。所以,他自己要恢复祖宗旧制。恰恰是这一点遭到了方孝孺等人的反对。人们歌颂建文帝的政策是“四载宽政解严霜”。建文帝一上台就对洪武时期的冤案大面积平反,宣布录用被废误的官员子弟。如果一任朱棣恢复祖制,这些人岂不要再次堕入地狱?方孝孺本人在洪武年间曾身受其害,他的两个最亲近的人,他的父亲方克勤、老师宋濂都在洪武中被无端治罪。方孝孺岂容朱棣倒退到洪武中去!他的拚死抗争是必然的。
  但是,朱棣高喊的口号并不能完全实行。因为,明朝此时已经到了转折时期,不管谁执政,都要转向文官治国。对于朱元璋的政治遗产,朱棣采取了更稳妥更有效的做法。对于亲王,他巧妙地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使得后来模仿他起兵造反的亲王,无法取得成功。对于中央政治机构,他选拔一些文士进入了内阁。皇帝、六部、内阁成为以后几百年政治的基本模式,影响至为深远。但是,建文帝的生死不明,和他自己篡位的恶名,也深深影响了永乐政治。他一生南征北讨,屡有兴作,虽然创建了辉煌的业绩,但也给当时的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更严重的是,宦官的重用,东厂的建立,锦衣卫监狱的恢复,都成为遗患深远的弊政。
  以上这些,都是史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在本次会议上,对从洪武到建文到永乐的历史作了新的、深刻的解读,使建文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
  对建文帝,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的下落。数百年来,他的下落就是一个难解的谜案。
  在壬午残暴镇压的血雨腥风后,朱棣曾与身边的内阁学士杨士奇说:“使子宁今日在此,朕固当用之耳。”仁宗朱高炽也说过:“方孝孺辈皆忠臣也”,诏从宽典。虽然自成祖起历朝皇帝都做过类似的表态,但为什么迟迟不能给建文帝一个明确的说法?问题在于,如果肯定建文帝的历史地位,就等于宣布朱棣夺位的非法,自仁宗以后,历代皇帝都是朱棣之后,恢复建文帝的地位,他们的统治岂非都失去了合法性?英宗即位,以正统为年号,正说明当时执政者的两难。又想给建文帝正名,又要刻意强调自己是正统。所以,即使仁明如英宗,也不能给建文帝彻底平反。这种对建文帝又平反又不完全平反的状态,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期待。建文帝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促使民间舆论的反弹,人们越来越同情和倾向建文帝,一旦文网松懈,各种传说猜测纷纷出笼。到万历年间,有关建文帝的书籍大量出现,一些书甚至将建文帝的传说坐实。感情代替了理性,猜想代替了史实,完全不合逻辑。对于这一现象,前辈学者胡适曾经用他的“层垒形成的古史”的理论进行解释,将其描述为“滚雪球”,即传说越到后来越完整越丰富。主张用剥皮主义回到历史原点。本次会议也有学者对有关建文史籍的编纂和流传进行了考证、解读。使人们对建文传说形成和流传的时代有了更多的理解。
  为了回应社会上对建文帝踪迹的关注和热议,会议主办者,邀请了一些与建文帝传说有关的旅游部门的人士、热衷历史文化的人士。在会上,他们重述了历代形成的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而且有所发展,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他们也拿出了一些实物和方志家谱作为证明。据明孝陵博物馆的展览介绍,有关建文帝踪迹的说法达五十种之多,而在会上他们介绍的最新统计已经达到了一百多种。还有,一些自称为建文帝后裔的家族代表也来到了会上,不同地区来的,不同姓氏的,自称建文帝后裔的论述,相互间没有丝毫重合。而他们拿来作为证据的如家谱、方志等几乎都是民国以后出版的,从明朝永乐到整个有清一代500多年间的材料付之阙如。可以想象得到,与会的历史学者对这些说法基本没有置评。
  问题在于,为什么建文帝踪迹的话题近年又如此被热议?我认为它是近年来广义的历史文化热的一部分。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更多地关注文化;当中华民族努力实现复兴时,人们会更多地回顾自己的历史,加强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对建文帝种种传说的再流行和新发展可以进行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的解释。但同时我也建议,关注建文帝踪迹的各方人士,应注意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果对建文帝的传说进行考察,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代替猜想,用严肃的、经过考验的史料代替传说。让感性回归理性,让感情回归科学。
  另一方面,我不反对有关建文帝的传说继续传下去,甚至有新的发展。它们是新的民俗、民间文化。它们可以丰富文化生活,扩大旅游项目,何乐不为呢!但万万不能与史学研究混为一谈。

                                                  2010年7月2日讲话,10日整理

  附:毛佩琦的BLOG报道:“明建文帝踪迹国际学术研讨会”简介(2010-07-13 11:23:46)转载标签:杂谈 

    2010年7月2日,由中国明史学会、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主办,南京明文化研究会、明孝陵博物馆承办的“明建文帝踪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市社科院、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关西学院、台湾东海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江苏、福建、四川、贵州、山东、湖南等与建文踪迹传说有关地方的文化旅游工作者,一些传说是建文帝后裔的家族成员,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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