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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文笔

文章作者:樊树志 文章来源:2010-04-11 23:26: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点击:2038 发布时间:2010-8-4 22:18:17 [评论]
  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朱彝尊、解缙、钱谦益也是一般见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朱元璋的文笔”,题目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识得几个字。然而从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经历来看,又不像一个文盲,一生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兵法,颇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仍然有点困难。他的《御制文集》洋洋二十卷,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前几年出版的《全明文》,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编者显然上了《御制文集》的当了,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实在当不得真。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写点东西,胆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文笔自然,不加修饰,如同当面讲话一般,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此外可以考证断定,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皇陵碑》了。
  
朱元璋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相继过世,他到於皇寺(“於”字当地人读作“乌”)当小和尚。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改名为龙兴寺,位于凤阳城北。民间饥荒,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朱元璋有两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美其名曰“化缘”,实际上是叫化,也就是乞讨。
  
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那里写信劝他来投奔。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有人告诉他,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风声。何去何从,朱元璋束手无策,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签文示意他: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不妨“就凶”(投奔红巾军),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后,当了皇帝的他,亲笔书写了《皇陵碑》的碑文,回忆这段往事,如此写道: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我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尔后写到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笔锋一转,写了一段思念亲人的话语,似乎是把亲人的状况告诉地下的父母:
  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没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纲。群雄并驱,饮食不遑。
  
最后写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于是整修皇陵,“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顾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后,无以为生,邻居王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尔后投奔红巾军,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称帝的全过程。词语鄙俚粗俗,不加粉饰,气势不凡,绝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劳。自学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满意,在碑文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亲自动笔写了这篇碑文。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危素与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较,说:“对读起来,廷臣们的代述,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他们要代他粉饰,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说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笔的话,肯定要粉饰的是,朱元璋是走投无路,用求签的方式向神灵请示之后,才决定走上造反之路的,显得觉悟很不高。
  
他的其他诗文,名声虽不及《皇陵碑》大,也很有特色,不妨略举一二。
  
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从九夫长升为小军官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同乡徐达、周德兴、费聚、陆仲亨等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后又来了谋士李善长。他的势力愈来愈大,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两人情同手足。田兴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见朱元璋步步胜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别,浪迹江湖。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这位朋友,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劝他出山。信中这样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固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逼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这封信并非御用文人或秘书代笔,而是朱元璋自己亲笔所写,它的确证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说明的:“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没有虚伪的客套,也没有“礼贤下士”的陈词滥调,这种“尽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实意,捉刀代笔者是写不出来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绝无胆量如此直白地写出这样的句子:“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信的末尾两句:“再不过江,不是脚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气,与前面的口气——“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判然两人,毕竟“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马倥偬之中,朱元璋亲笔书写了不少公文、手令,风格独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口语体。他的部下看到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
  
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引者按:恁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
  
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
  
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
  
在不经意间,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他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一看便知,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仿佛在听朱元璋讲话,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比如:把你们说成“你每”,户部说成“户部家”,充军说成“拿来做军”,依律判罪说成“依律要了罪过”。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就一清二楚了。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明白晓畅的口语,到了史官的笔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文字固然简洁,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经消失殆尽了。
  
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他的“御制文集”里面还有,一篇写于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依然是原来面貌。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对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诏书,亲自动笔,以示重视。诏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一撒,他每这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跟前,和尚每跟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着,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显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气,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一口一个“俺”字,一口一个“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着”,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哪里有一丝一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绉绉口气?
  
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秘书代笔的除外),夹杂口语,半文半白,已经司空见惯。
  
《御制文集补》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读来颇感疑虑: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尽管有点流于“打油”,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一首题名“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大家挤在一起,“夜间不敢长伸脚”,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他偏偏说:“恐踏山河大地穿”,野心十足,霸气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口写的,题名“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这是对唐末黄巢“咏菊”诗的应和。黄巢的诗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就诗论诗,朱诗略显逊色。毕竟黄巢是“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的人。不过,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元璋造反成功,当上了开国皇帝,霸气更胜一筹。“我若发时都吓杀”,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登基以后果然如此。吴晗《朱元璋传》(
1949年版)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当时的人真的“都吓杀”了!
   
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或者根据《全明文》,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为文或不喜书,召臣濂坐榻下,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形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另一位御用文人——才子解缙,原本敢于讲真话,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和宋濂一样,赞不绝口:“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纸以俟。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雷轰电触,玉音沛然,数十百言,一息无滞。臣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上进,才点定数韵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说不是阿谀奉承,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他编撰的《列朝诗集小传》,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太祖高皇帝”,并且说明把他“冠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竟然和宋濂、解缙、钱谦益一般见解。他编撰的《静志居诗话》,卷首第一人还是“明太祖”,说道:“孝陵(按:指明太祖)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三百年诗教之盛”,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宋濂、解缙、钱谦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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