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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及其流弊

文章作者:陈寒鸣(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文章来源:文史聚焦 点击:1751 发布时间:2010-12-31 20:25:29 [评论]

  [摘 要]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强化儒家思想统治。他实施“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的政策,并开始形成起八股科考取士制度。这些对于明、清二代士人及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演进都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
朱元璋;儒学教育;八股取士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1)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能,以巩固、强化其王权专制统治。
  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的朱元璋,十分重视儒家礼乐文明的教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故其“初定天不,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2),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涟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夹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乐文明对社会日用生活的影响。洪武五年(1372年),他诏令天下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3)同时,因御史高原侃奏言而诏定官民丧服之制,又诏中书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制。
  朱元璋重视儒学,大力强化儒学教育。他首先以儒家思想教育、规范包括诸王子在内的皇亲国戚和武臣、功臣及其子弟。早在立国前,他即遣长子标向宋濂习经学。宋濂是出自金华朱学的婺州名儒,“上(朱元璋)每谓先生(宋濂)曰:‘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莽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体,不亦美乎?’”(4)他任太子师先后十余年,始终兢兢业业,“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之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傅云”。(5)即使返乡归省期间,宋濂仍寄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朱元璋览之大悦,特向太子解说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作答。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选国子生国埼、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并对殿中侍御史郭渊友等说:“诸生于文艺习矣,然与太子处当端其心术,不流浮靡,庶储德亦获裨助。”(6)十年(1377年),在令太子处理政事的同时,特命儒臣为其讲解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以使其从实践中加深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之政治哲学的理解。朱元璋对太子以外的其他王子的儒学教育亦很重视。洪武二年(1369年),他命诸王子受经于博士孔克仁;又令建大本堂聚古今图书,延四方名儒教太子及诸王,选天下才俊之士充伴读。他则同诸儒时时赐宴赋诗,商摧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同时,又令功臣子弟皆入学,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此外,朱元璋命儒臣修《女诫》,以儒家道德规范后宫嫔属;又敕编《资世通训》,大讲君臣之道,尤以“勿欺”、“勿蔽”诚谕群臣。
  朱元璋认为:“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至元而其弊极矣,上下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乱以来,人习战斗,惟事干戈,莫设俎豆,欲兴化何由?”(7)他从稳定社会秩序,加强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以其期培育大批儒学人才。早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他就已命宁越知府王宗显立郡学。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自立吴王后,又在金陵创办国子学;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将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并逐渐扩大、发展其规模。国子监生的学习内容,《四书》、《五经》外,还有刘向的《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诰诏表策论判内科一道。据《明史》卷四十二《职官志二》记:国子监“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俗善行,敬业乐群。”“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可见,国子监以儒学教育为根本内容。至于管理教育的司教之官,则必选耆儒名师,如:宋讷,性格持重,学问该博,以四辅官杜敩荐而授为国子助教,说经为学者所宗。洪武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奉命撰圣庙碑文称旨,改文渊阁大学士,寻任国子祭酒。朱元璋谕之曰:“太学,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卿夙学耆德,故特命为祭酒。尚体朕立教之意,俾诸生有成。士习丕变,国家其有赖焉。”(8)宋讷果然不负所望。其时,“功臣子弟皆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昝,夜恒止学舍。”(9)李叔正,年十二即能诗,长益淹博,被誉为江西十才子之一。洪武朝三至太学,为国子学正、国子助教。老成端重的许存仁、魏观,均于洪武初出任国子祭酒。此外,“与(宋)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粪敩,三人年俱高,须发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而张美和、聂铉、贝琼等皆名儒,当洪武时先后为博士、助教、学录,以故诸生多所成就。”(10)正是在他们的严格训教下,国子监培养出大批人才。这对明初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教育各方面事业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为使儒学教育普及民间,使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朱元璋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地方学校。洪武二年(1369年),他谕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11)五年(1372年),他诏令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正是在这种严抓猛督之下,地方学校大兴,其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12)。他又诏令乡间立社学以教子弟,遂使“闾里皆启塾立师,守令程课,于是天下穷乡僻壤咸有社学”。(13)全祖望谓:明初乡间“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皆得预焉。……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中,以《百家姓》、《千字文》为首,继以经、史、历、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以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报其秀才之尤者贡之朝”(14)。学校教育甚至普及到边陲地区,如:洪武十七年(1384年),特诏令创办辽东诸卫学;十七年起,先后在岷州、松州等地设置儒学,传授儒家经籍;三十八年(1394年),又诏诸土司皆立儒学。并且,这些规定和设施,多非具文,而是在实实在在地发展儒学教育事业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效果,像广西就共建府、州、县学69所,另在桂林设立武学一所。据明人苏濬《广西通志·学校志》记载:“今社学之建,广西郡邑处处有之,大县十余所,小县一所”,共创建社学232所,其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冠婚丧祭礼仪制度及当朝律令。故而诚如《明史·选举志》所说:“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学校兴盛,教育普及,由此而产生了“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15)的社会现象。这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人才的成长无疑有重大作用,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谓:“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有明一代,广东不仅有众多儒士考中了进士,而且还出现了一批名闻全国的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学问家。
  朱元璋特别重视以儒学规范士人的思想与行为。洪武六年(1373年),他诏谕国子博士赵俶及助教钱宰、贝琼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于是,赵俶“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制学宫”(16)。十四年(1381年),又特诏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朱元璋对生徒的思想统冶尤为严厉。洪武二年(1368年)诏令天下立学时,特命礼部刊定禁约十二条,传谕天下立石于学宫(故而以“洪武卧碑”见称于史),要求妇孺皆知,人人遵从。其前两条明确规定道: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教人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须颁降《四书》、《五经》、《性理》(17)、《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诏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徒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詈骂官长,为首者问遣,余尽革为民。(18)
  这里,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以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的传注为准则,否则便为“异端邪说”,其“文虽工”亦“弗录”,不准许踏入仕途。并且还提出“今后务须颁降《四书》、《五经》、《性理》”诸书,从而以正宗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规范和支配其行为(这就为后来永乐朝诏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强化程朱理学思想统治留下了伏笔)。二是严禁生员议论“天下利病”,不许评说当世政冶,当然更不准有任何讥评时政之言。这就使生员只能将精力、心智投注在互相观摩、评论八股文字上,后来风行的文人结社即起源于此。正如计东所说:“社事之兴,不过诸生文字之会。自朝宁视之,无异童子之陈俎豆、习礼义,为嬉戏耳。且明祖诸生之禁甚严,非若汉、唐、宋之太学生得群聚京师,伏阙百十人,横议存亡大计也。”(19)直到万历一一天启年间,这种状况才根本改变,如著名的东林党人就敢于放言评论时政,甚至勇敢地发出“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为是”和“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20)的呼声;承东林遗绪而起的“复社”、“几社”亦非复纯文人社团,而实为政治派别了。(21)
  洪武三年(1369年),朱元璋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明经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22)这里所规定的“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为明、清二代科举选仕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事实上,明、清二代都还存在着荐举、荫袭,但主流乃是“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这使得选仕制度更为合理,文官体制更为健全。不过,由强调科举而产生了八股文试士制度(即当时的法定标准化考试之制),衍蔓而成为后来形式主义、僵化的文风,桎梏了士人的思想,使得学术文化难以条畅发展。
  关于明初的八股科举,《明史》卷七0《选举志》记道: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蓋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艺。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后颁《科举成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传》、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注》。
  明代科举考试异于前代之处,是以八股文为科举取士的固定文章体裁。八股文,又有“时文”、“时艺”、“四书文”等多种称法。其形式则有严格规定,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各由二股文字组成,全篇计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故谓之“八股文”。其对观点内容与行文形式的要求均极苟刻,作者不能自由发挥、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必须“代圣贤立言”,以程朱理学家传注为准绳阐发儒经义理,且要按照固定程式“伤古人语气”成文。(23)
  据商衍鎏先生考定,八股文“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24)明、清二代均以此取士,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诏令改革科举,规定“凡《四书》、《五经》文,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25),八股文方才废止。较之隋朝的策论、唐朝的诗赋,八股取士之法凸显了儒学的功令作用;较之唐代明经考试中的“帖括”之法(26),八股取士之法则加强了对举子掌握儒家思想情况的考察。再同北宋王安石的“经义取士”相比,明、清二代八股科考制度则强化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因此,八股文的出现,不仅是科举考试制度发展的产物,而且更是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地位进一步强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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