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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坚持研究明史的张学良为何后来决然放弃

文章作者:张天社 文章来源:网易历史 摘自《百年潮》杂志 点击:5634 发布时间:2011-6-19 19:20:43 [评论]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搜集了不少有关明史的资料,积累了许多卡片,写下了不少心得笔记,这些都由赵一荻整理抄正,以备将来著书立说之用。他到处托人买书,也列出书单请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帮助购买。可以想见,张学良对明史的认识和对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张学良自青年时代起就统兵作战,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在他前期的历史中,有关读书治学的记载很少,他自己也曾对人说,生平不喜读书。此言虽是一句谦词,但可说明他年轻时对读书的兴趣。 张学良生性好动不好静,坐下来读书颇为难得。1935年底,当他率领东北军进入潼关,“围剿”陕北红军时,蒋介石为激励张学良的“剿共”决心,要求他阅读记载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绥寇纪略》。1937年1月,他被囚禁溪口时,蒋介石要他精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阅读《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意在强化张学良的三民主义信仰和传统礼教的意识,“修养身心,善自检束”,这就为日后张学良研究明史埋下了伏笔。蒋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
  那时,张学良还有很多书籍,如《吕氏春秋》、《五朝名臣言行录》、《圣经》等,但这些主要是为了观赏消遣,打发时光。蒋介石还派来几位老先生帮其读书,他也只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
 
  贵州八载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不断命令张学良向后方转移。1937年9月底,在特务队长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离开溪口,一直在江南各地辗转播迁,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到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再到贵州修文、贵阳、开阳、桐梓等地。其中在贵州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1938年11月,张学良等人来到了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修文县就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谥号文成公)被贬的龙场驿。阳明洞在一座独立的小山龙岗山上,这里距修文县城约三四华里,是王守仁聚众讲学、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的地方,为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还建有一座纪念王阳明的大祠堂,房舍整齐宽敞,院落很大,张学良就住在这里。
  张学良幽居阳明洞,耳濡目染皆为阳明遗迹,他有感于自己和王阳明一样的遭遇,便对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情况十分关心。他向当地政府要来了一部修文县志,想从中了解王阳明的事迹。王阳明被贬龙场驿那一年是37岁,而他在西安事变后被拘禁也是37岁。王阳明的经历和学识开始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王阳明不为强权所屈的往事及其“龙场悟道”的经历也为张学良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就成为他研究明史的导因。由研究阳明学说,到进一步研究明史。
  在阳明洞,张学良所看书报,已远没有溪口时那么多。所不同的是,他所看的书籍,很快集中于王阳明和明史。他开始专心研究这些问题,并很有心得。
  1939年9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人家都在那里打仗,咱‘国难家仇’的人,静坐池塘边来钓鱼,‘戎马半生’已竟二十年!年近四十,再来干一干‘蠹书虫儿’。”这时,张学良一般在下午看书,晚饭后为写作时间。他阅读阳明学说和明史,写了大量的笔记,摘录了许多卡片。
  因为于凤至患了乳腺癌,赴美就医,1940年6月,赵一荻从香港来到阳明洞照顾张学良。赵一荻不仅经常陪同张学良进行体育活动,更成为张学良研究明史的得力助手。她为张购买书籍,查找资料,整理读书札记和卡片,并从不厌烦。在赵一荻的帮助下,张学良读书更加勤奋,对明史的研究也更加努力。
  1941年春,重庆宪兵营营长卓建安奉命到修文去检查监视情况,就了解到张学良在专心研读明史。他后来写道:“张专心研究明史,据说写了大量笔记,摘记了不少卡片。有时与人交谈,颇有创见……张每月向蒋介石写一份研读明史的心得,需用什么参考资料,就写信向宋美龄要。”
  1941年7月,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贵阳中央医院治疗。出院后,移居到贵阳附近的黔灵山麒麟洞休养。就在这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在花溪举行诗会,邀请了贵阳的几位教授和报社社长,张学良也应邀参加。与会者纷纷以诗词劝慰张学良,张学良也作七律一首以为酬答: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余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这是张学良被幽禁以后,第一次以诗词的形式,将王阳明和明史写入诗中以言志,含蓄而公开地表明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纯正动机和不计恩怨的豁达胸怀。
  此后,张学良虽然又搬迁了好几个地方,但始终没有中断对明史的研究。1944年12月,军统局又把张学良迁移到贵州北部的桐梓县天门洞,张学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居住了近两年时间。这时,正是豫湘桂战役紧张的时候,日军占领了独山并准备向贵阳进犯,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与军统局长戴笠一同去贵阳抢运物资,他经常去查看张学良。据沈醉回忆说,1945年初,张学良曾告诉他,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但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张学良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只是向沈醉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决定派遣东北耆老、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字柳忱)前往探视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和一些亲朋听到消息后,纷纷写信托莫带去。4月15日,莫德惠风尘仆仆地来到桐梓天门洞,这是抗战胜利后莫德惠第一次探视,张学良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短短几天内,他向许多人写了回信。4月19日,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张学良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作了汇报:
  介公钧鉴: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刘秘书乙光前由渝返,转致均意,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使良感愧莫名。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以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研究明史之大概由来也,兹特秉明。
  莫德惠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张的情况并转交了张学良的信,蒋对张研究明史感到满意。这时,莫德惠还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了张学良的读书生活。他说:“三年前是战争到达最艰苦的年头。他从报纸的舆论上看得出国运的险恶,根据他所知道的事物变化的道理,他开始研读中外历史,希望在历史上找出一些解答现实问题的道理。他更注意到明朝是怎样兴盛起来,及后又为什么亡给清朝的前因后果。这之后到现在,他一直在从事明史的研究,最近又读些民族学的材料。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明代史实的资料,使能作更深一层的探讨,并想从事于历史著作。”莫德惠还给记者提供了一张张学良读过的书单,其中包括《中国通史》、《国史大纲》、《东北通史》、《明儒学案》、《船山哲学》、《明武宗外纪》、《明季政治与社会》、《南明忠烈传》、《张居正评传》、《王文成文集》、《船山遗书》、《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三朝野纪》、《东林始末》、《清代通史》、《清代文献纪略》等。4月下旬,重庆版和沪版的《大公报》上,均刊登了《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一文,并配有张的个人照片和张与莫垂钓的合影,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后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传出。5 月11日,刘乙光接到莫德惠来函,告诉张学良,“主席(蒋介石)已嘱彼代为延请明史专家。”张得知这些消息,十分高兴,也增加了他研究明史的勇气和动力。
  5月18日,刘乙光转来张学良的大姐张冠英4月30日给张学良的一封信。5月20日,他给大姐写了一封回信,托买大字版《明史》。信文如下:
  首芳大姐:您的四月三十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老爷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写的信有些简略……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但对明史的书目了然于心,而且对版本的优劣和字体的大小都了如指掌。在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后,张学良对明史的研究更加卖力了。但明史专家的聘请,当时却未能实现。
  1946年7月,桐梓县县长赵季恒通过刘乙光来到天门洞,拜访张学良,张邀赵到书房会谈。赵季恒看见书房里立着一排书柜,各类书籍放置得整整齐齐,案角就放着一部《明史》。三天后,张学良还派人送给赵季恒一张署名“毅庵”的条幅,内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在菜油灯下读书及写作,张学良的视力明显衰退了。
 
  台湾幽禁岁月
 
  1946年11月,内战的烽烟愈演愈烈,蒋介石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幽禁生活。这时,抗日战争早已胜利,张的十年徒刑也已期满,蒋介石并没有释放他,反而转徙台湾,所以莅台初期,张学良情绪低落;次年又发生二二八事件,刘乙光对张学良态度大变,使张处境十分危苦。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继续研究明史外,又开始信仰佛教。
  他后来说:“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1947年5月17日,张学良在给美国的于凤至的信中说:“四小姐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无奈、苦楚和平寂的心境。
  1947年5月上旬,莫德惠从南京赴台北,寓居励志社。5月12日,他获准再往新竹井上看望张学良。莫在井上逗留了一周时间,除了观景打球外,他们谈了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于明史。张学良说,他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一名研究员。他甚至幻想能有机会仿效朱熹和王阳明,自己设坛讲学。他对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
  张学良对当时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如翦伯赞等人及其著作,都极其敬佩和欣赏。通过阅读大量书籍,张学良真正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从而对人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莫德惠将返回大陆时,张学良赋诗一首相赠,题为《柳老渡台来访》:
  十年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返回大陆后,有人根据他的访问,在上海《艺文画报》和《生活》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张学良在台湾》、《蜕变中的张学良》的文章,人们才知道他在台湾读书治史及其生活的状况。
  1947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为了缓和张学良与刘乙光的关系,决定派遣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台湾暂代刘乙光。张严佛到井上温泉后,张学良与之无所不谈,他援引明史分析当时的局势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幽居台湾的初期,也成为张学良明史研究最有成效的时期。那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搜集了不少有关明史的资料,积累了许多卡片,写下了不少心得笔记,这些都由赵一荻整理抄正,以备将来著书立说之用。他到处托人买书,也列出书单请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帮助购买。可以想见,张学良对明史的认识和对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了了解学术前沿问题,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他仍然想找几位明史专家来与他讨论。对此,蒋介石和宋美龄是乐观其成的。
  1948年5月9日,特务队长刘乙光从台北归来,带来一位明史专家周念行。周念行是宋美龄派到山中伴读的,与张学良讨论明史。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写道:“刘乙光由台北返,交来蒋夫人函一件,毛人凤函一件并附书籍物品等,派来一位周念行先生为研究明史者。”在井上温泉,张学良终于等到了明史专家前来共同研讨,这对张的明史研究,大有裨益;张学良的心中块垒,亦稍可排遣。读史知兴替,张学良肯定对此有着更多的感想,但青灯古卷,也伴随英雄坐老。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迅速,简直出人意料。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促进国共和谈,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蒋介石却命刘乙光将张迁到台湾南部高雄西北角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9月,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刺杀了杨虎城。杨虎城之死,在张学良心中留下深深的血痕。他虽未遭暗算,但自知将终老囚室,所以一心向史,参禅礼佛,不敢再轻言自由二字。
  到达寿山时,由于行色匆忙,张学良几乎两手空空,井上书籍未曾带来;也许由于保密的原因,周念行亦未能伴行,加上当时人心惶惶,也使张学良无事可做。但在寿山的山腰,有一座古老的佛教寺院元亨寺,却成为张学良的去处。张学良常到寺中与其住持印顺法师探讨佛法。有时,他也登上寿山散步、远眺,寿山脚下美丽的西子湾以及高雄港船只的出入,让其思绪漂向远方。
  1950年1月,蒋介石借口高雄已成为解放军空袭的目标,命令张学良重回新竹县井上温泉。4月30日,宋美龄在台北大溪官邸约见了张学良,这是他们到台后的第一次会面,此后,张宋交往逐渐多起来。此前的4月16日,周念行也从台北重回井上伴张读史。1950年到1951年,在张学良的日记中,常常有“周先生”的记载。但周念行并没有待多久,1952年张的日记中,就不见了“周先生”的身影。这一段时期,虽然环境变迁,张与赵一荻也多次生病,但不再像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及其以后的惊恐不安,能安安静静地读书治史,张学良也颇感欣慰。他在日记中说:“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静看书,快哉!”
  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前夕,蒋介石通过刘乙光要求张“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张学良思前想后,反复追忆,终于12 月17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一函修改誊就,交由刘乙光带往台北,这就是后来外面流传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蒋介石又要求张写一本亲身经历、抗日情绪和对共产党观感的书。1957年初,张学良奉命赶写期间,“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 2月2日,天气晴朗,他与赵一荻和刘乙光等人到新竹青草湖游玩,特意到当地著名的佛寺福严精舍,与演培和尚小坐交谈并用午餐。3月27日,因连日阴雨和病后不能写作,张学良遂录王阳明两句诗以自勉:“资圣可期先立志,尘凡不脱谩言心。”4月12日,张学良记载:“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在《杂忆随感漫录》的前言中,张学良总结了他治史的体会:“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5月,张学良交稿后,在日记中写道:“对于道心、人心,多年误解。最近始明道心,有人欲蔽障,就为人心;人心克净人欲,即是道心,非二也。余明此,真是手舞足蹈之乐。”
  张学良奉命写作,既诚惶诚恐,又有几分眷顾之下难以掩饰的兴奋。6月3日,他在日记中说:“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佛曰‘菩提萨堹……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6月6日,他又写道:“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对于勤总不如嬉,年将六十,仍如童年,自虽知而不能改。”8月12日,刘乙光又奉命要求张学良撰写对蒋介石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读后感。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就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这一系列的奉命之作完成后,蒋介石尚称满意,但张学良已是身心疲惫,本想休养一段时光,不料再次搬迁之令已下。
 
  放弃治史
 
  1957年10月,张学良、赵一荻离开井上,再到高雄寿山要塞,寓居西子湾,“房屋宽阔,环境优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11月25日,张学良晨坐观海,忽有所悟,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晨坐观海,忽有悟到,海,不管洋船、木舟、竹筏,只要遵循它的法则,它就载,否则它就覆。天命之谓性。道、教不可离者,此中可寻出端倪。‘天道无私’,亦在此也。”
  在高雄,张学良与印顺法师再续前缘,成为元亨寺的常客。在与印顺法师的交往中,张学良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学良后来说:“我对佛教很有、相当地有研究……因为,在这里负责任的一个人(刘乙光),他是研究佛教的。我是跟他两个都学,我是对佛教也很有兴趣。所以对这个佛教的书,对台湾佛教界的名流,就是印顺(都十分了解)。那个印顺可是个了不得的人,我得尊崇他,跟他都有往来。”
  由于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张学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个人感悟和见解。比如,他批评王阳明“心外无物”时说:“我认为他是唯心学。比如,王阳明他说这句话,我就根本不同意。他说,‘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花不在。’我就给他说两句:‘你看花,花在;你不看花,花也在。’他是完全唯心的人。”对于知行关系的命题,他说:“我今感悟,‘知易行难’乃是指‘尊德行’内修的‘行’;‘知难行易’乃是指‘道学问’,求科学知识上的‘行’。比如使用录音机,你能知道它的用法就可以了,不必一定研究它无线电学的原理。内修的‘行’,在实行上,实在是有点难。”还有关于心性等问题的思考,张学良“不敢自认为是完全正确”,写下来“以待请教高明通儒”。
  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张学良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充实起来,对于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和勇气。他在日记中写到:“假如阳明先生、总理(孙中山)能多享寿数十年,他们给人类的贡献,一定比现在大得多了。所以我们为了个人的享受,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之诚志,那么对于养生延年,亦不可忽视。”
  1958年2月,张学良在台南游孔庙,随后拜谒了郑成功祠,写下吊诗两首: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上告素王去儒巾,国难家仇萃一身。
  若是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另翻新。
  但是,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却因为宋美龄的突然造访而改变了原来的轨迹。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的住所,张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这是他们在台湾的第二次会面。张学良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张学良并很得意地向她讲了关于对佛教的见解。但宋美龄却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宋美龄说她希望张学良也研究基督教,张就告诉她很希望读点英文,以便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答应帮助他。从此,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进入尾声。
  9月,张学良到台北医治眼疾,住在台北幽雅招待所。10月,蒋经国第一次前来看张。11月23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张蒋在台湾的第一次见面,“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寒暄之后,张请教蒋应该看些什么书。蒋介石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之后,蒋介石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1959年3月,张学良又回到了高雄西子湾。
  1960年1月,宋美龄再次来到西子湾张学良的住所,决定请刚从美国卸任回来的董显光“大使”来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研读《圣经》,并引导张学良皈依基督教。2月2日,董显光偕夫人来到高雄张学良家中。2月9日,张学良开始祷告。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写道:“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从研究明史,信仰佛教,到皈依基督,仰求上帝,从中可以看出幽禁中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这年4月,张学良正式移居台北。6月5日,宋美龄吩咐董显光带领张学良到蒋宋的私人教堂士林礼拜堂做礼拜,赵一荻由董显光夫人带领到另一教堂去做礼拜。从此,张学良在宋美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不再信佛,也不再治史,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宣告结束。1993年3月,张学良在决定定居夏威夷时,将自己的全部藏书、眉批等捐给了台湾东海大学。其它资料,则珍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对于博览群书,埋头于明史研究的这段时光,张学良十分留恋和怀念。1989年6月,在张学良89岁生日时,他与人谈到治史时说:
  我本来想写中国的动乱史,在溪口时蒋先生就送了我一本《明儒学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体,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就托人买了一大堆明史的书来看,还拿了个大盒子做卡片,后来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比如说《明实录》,我看了觉得真差,比我这文笔不好的人还不如,后来才知清朝人把它删了,怪不得文气不顺。
  1990年8月,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再次谈到他对明史的研究。他说:
  我对这个时期的生活非常满足。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很不认真的学生,小时候非常顽皮。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开玩笑说:“我好像被关在什么地方读了十年书。”我在这数十年里,读了好多书,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研究过宗教,不仅是基督教,还研究佛教。我原来还学过儒教,我感谢这些学问,使我有了特别大的进步。
  我本来是很喜欢历史的。我研究过明史,因为蒋总统希望我研究明史。蒋总统喜欢礼教,我也学过礼教,以前这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要研究礼教,必须学明史,称《明儒学案》,所以我学了明史。我本来对历史感兴趣,因而热心于明史研究,收获不少。我写过很多关于明史的文章。可是后来彻底放弃了,尽管有些留恋。历史上记载的事,未必都真实,我从最初学历史时开始,一直作笔记,明史上错处不少。中国史官作的史书却有很多虚假。我研究明史时,从朝鲜史的文献中发现了关于永乐帝的资料。历史研究中竟有这种事,我若全说出来了,往后研究历史的人便会失去了乐趣。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绍唐说:“张学良久修明史,成绩卓著,如能成书则将裨益史学界。”但是,张学良的研究成果,却一直未能公开。
  为什么张学良长期坚持研究明史,但后来又决然放弃呢? 1981年,他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采访时说: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究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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