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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一贤令

文章作者:何歌劲 文章来源:JIANWENDI.COM 点击:4187 发布时间:2013-4-30 18:58:32 [评论]

湘潭知县包鸿逵述评

  湘潭为湖南巨县,境邻都市长沙。交通方便,物产丰盈,文化底蕴深厚,但民风亦剽悍。历代治湘潭县者间有能臣。明朝万历年间为湘潭社会发展的一转折节点。这一朝代朝廷政治处于僵化,有怠政之说,但基层,起码在湘潭,却显现出了一种整顿经济,强调文化,生气勃勃的崭新气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走向活跃的形态。湘潭这种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是由于这里来了一位十分有作为的知县包鸿逵。四库全书清乾隆刊《湖广通志》载有他的简传:

  包鸿逵,秀水人。万历庚戌进士。授湘潭令。邑苦马政、解运,极弊难理,鸿逵才性敏赡,立办治;多所兴建,以壮形势。暇则与邑中士大夫论文讲艺,民庶和乐,称鸿逵为仙吏焉。所辑《纪事录》,自述其治湘潭之条理云。

包鸿逵治理湘潭政绩概述

  兹将包鸿逵之主要政绩阐述如下:
  1、 改革马政
  湘潭旧制,设立马户,责富户供马应役,富民就委托市侩代应。而市侩全数收取了马价与马料费,勉强养两三匹驽马在马厩里搪塞,遇上派徭役,便逃之夭夭。后来平均分摊居户,结果更加扰民。湘潭籍京官李腾芳自借七骑入都,在长沙竟被人将马尽行牵去,且说:“汝湘潭避役匿马逃户,吾曹代汝应,马死者且百数,此犹不足偿!”前任孟师文代理知县,开始养官马,但马仍病驽。 包鸿逵则继其成,养官马以代马户,增马为120匹,增支银480两,合额支及协济银共2500余两。实行下来,以三年为计,除马料、夫食及买补、修厩等一应支出外,犹能余银800余两。
  2、 改革运兑
  明制,凡粮绢银米解南、北两京,皆役民自运。要么是豪猾里长派勒良民与富户,要么是长懦里长自倾其家。例如全县年兑南粮3万余石,每年私帮米要3千余石,加上科敛浮折,动则万金。包鸿逵毅然将民运改革为官运,以主簿与县丞主管其事。明定帮费,按粮加征。万历四十二年(1614)试行一年,县派主簿陆肇龙负责解运漕粮,县丞毛修负责解运南京。部官公费、远役衣粮、吏胥纸劄等,予以津贴公开发给。有关人员“虔命急公,事举费省”。原来民运至少帮银约2142两、米约1184石,改为官解后,共帮银1390两,帮米1208石。 此后湘潭一县的田赋缴纳遂由民运改为官解。于是包鸿逵又决策建造运船,设立备运仓,储积谷千石,以备灾害损失之补用。此项措施兴利除弊,公私称便,富者得保其家,强猾者无法鱼肉百姓,“乡民熙然,不复知役,境内大欢”。
  3、 多所兴建
  包鸿逵在湘潭知县任上,几乎年年有重大工程,为湘潭贡献了一批长留史册的城市工程与文化工程。其主要工程有:
  ①督成半边街砌石。为湘潭城池面临湘江的护城基础工程。李腾芳为文《半边街砌石记》记其事:“王相捐银千有二百两,请于官以事此者”。“既而见相之沉石堙流,信矣,则曰:‘是未必成。’既而见相之工举事集,成矣。石之截然者如堵,隆然者如邱,横然者如舟,黝然者如云,登其上平然者如砥。其长四百尺,高三十尺,阔之数如高。夕照西颓,山月穿江。行者既倦,游者思息,相与拂石而坐,扣墙而歌。”“相之事,实赖大夫包公之至仁,摩之使厉,鼓之使跂,烛之使耀,卫之使不仆,蔽之使无畏,以至于此。”
  ②整修湘潭城池。包鸿逵亲自撰有《修城记》:“城,以囿邑者也。前令不任,猾吏为政,故岁圮岁甃也,须撤而新之……今城之新瓮者三百丈,不能以土入也。陶之直,砖一万,金一斤。今增筑女墙,官自为埴,贱三分之一而坚。此典史张大礼之功也。从此而岁陶也,可尽覆其故。循地而起,墙之崇卑广狭,砖之面幕平侧,皆如法度。”
  ③创建万楼。湘潭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性景观标志工程万楼,建于湘潭城东濒临湘江所筑的杰灵台上,由包鸿逵主持,创修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岁(1614),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岁。李腾芳撰有《万楼记》:“民岁饥,缺贡棐,鲜蓄积,或是之以告于令包侯,谋筑石为台,堑沙截波,覆之以楼,极其壮,为闬捍。”“蹑级而上,身纵于楼之端,千里之风拂槛而来,万袅之烟缕波而起,林暄江动,水叫石激,山川之精,呈巧献工,气象变怪,宜其如此。视之既久,城邑渐明,原隰映带,铺青萦白,贾帆渔网,同在镜中,而水之欲往者有以为之留,山之来宾者有以为之主。于是,侯作而叹曰:‘兹真邑之闬捍乎?造物者之设是久矣,吾与子不谋而得之,岂人力也!’喜题其台曰‘杰灵台’,而命予以楼之字,字之曰‘万’。万,数之大也,邑从此而大也。侯曰:‘善!’呼谢生书而揭之。”
  ④创建宝塔。该塔原名最高峰塔,又称高峰石塔,民间习称宝塔。与万楼同时而建,意在振起地方科举与文风。《湖广通志》载:“最髙峰塔,在县南山上。明邑令包鸿逵建。” 李腾芳代时任光禄寺卿李憭所作《高峰石塔记》:“生于斯者,问学文秀之民多。然竞介距以斗科名则士犹欠然,自少之也。商于乡先生克扬张公辈,告于邑令仪甫包公,为石浮屠尖于邑治之南山,占巽之隅,因崇为高,凡若干尺。始于去春甲寅之二月,考之以今秋乙卯九月。”
  ⑤增葺湘潭县儒学。四库全书《湖广通志》载:“湘潭县儒学,在县治西。宋、元俱建于县东,元季毁。明洪武间,知县莫玉重建。正德丙子,改迁县西广惠寺,即今学址也。万历间,知县查大期、萧奇杰、包鸿逵先后增葺。皇清顺治十一年知县刘见龙,康熙三年知县郑有成,乙丑知县姜修仁重修。”
  ⑥南岸驿半眺阁。光绪刊《湘潭县志》记载:“庐馆,亦国之大政也,而列县多未之讲。湘潭盛时,独谨于待宾旅。故明时既有布政、按察分司及本府行署,而南岸、黄茅、茶园、云湖、易湾、下摄皆有公馆。南岸馆最为宏丽,建自知县萧奇杰,门堂厅室十余间,备公廨之制。包鸿逵复建半眺阁,以供游观。”
  4、重修县志
  包鸿逵主修,聘李腾芳(湘洲)主纂,完成湘潭第三修《湘潭县志》。此志被简称为万历志、包志或李志。此志今己不见传本。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夏五月刊《湘潭银塘何氏八修族谱》中提到了“万历乙卯《包志》”,故知此志刊刻于万历四十三年。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姜修仁主修《湘潭县志》(七修)之《新修湘潭县志凡例》中可以见到涉及万历志的记载:“志稽历代之事。潭志先后二刻,其纪载人事起自宋而不及唐,无问秦汉矣。博洽如李、蔡、石诸公而犹不备,劫余文献搜补为难。”“旧志修自陈应信者,纪载详而朴,修自宗伯李湘洲者,纪载略而文。陈取备观,李取摛藻也。自郭幼隗撮二者而经纬之。详略得宜而文章灿烂必推李、郭二公之作。”“陈志止自嘉靖三十二年,李志止自万历四十二年,在间历嘉、隆、万数十年,凡官师、人物,李志更略,以李公屈国史笔为邑乘,或宜略之也,今无从考究。”“志本多采旧章,其中论事出陈、李、郭三志者,即于论末注述陈、李、郭三志字样表之,示不敢窃也。” 以此知道,至少清修康熙姜志直接沿用了不少包志(李志)诸多篇章的原文。例如,该志全文引用李腾芳所撰《顾成传》,文尾出现了这些文字:“予尝闻公有战衣一袭,血染花殷,曾以问公九世孙大礼,云 ‘春、秋、忌日辄陈以祭,其花斑黳’,恨不遂索见之也。” 这是对明初重要历史人物镇远侯顾成为湘潭籍的重要记载,直到晚清王闿运作光绪刊《湘潭县志》之《顾成传》,依然有这样的表述:“万历时包鸿逵为令,识成九世孙大礼。大礼言成有战袍,血花殷,每家祭则陈之,始为成传著县书中,成名乃显。”
  以上所述,尚非包鸿逵为湘潭令政绩的全部,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七《人物三•循吏一•包鸿逵》转引《嘉禾征献录》文字,说包“任湘潭知县。值岁饥,出粟赈济,全活甚众。”

包鸿逵治绩成因分析

  包鸿逵任湘潭知县在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卸任在四十五年丁巳(1617) ,也就是说,包鸿逵在湘潭干了那么多流芳史册的事情,竟然是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完成的。
  包鸿逵如此显赫的治绩,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杰出的任事能力。从史料得知,包鸿逵为万历三十七年己酉科(1609)解元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1610)韩敬榜进士 。关于包鸿逵之才学与治绩的关系,李腾芳有非常深刻的论述:

  若仪甫之治吾邑也,泠然而非以为洁也,烁然而非以为明也;转之如旋焉而非推也,被之如施焉而非设也;如榖之系焉而不见其乱也,如波之逶焉而不见其弛也;遽然而至,截然而下,如快风疾霆焉,而不知其从来也。故一邑之民馁者欲饱,冻者欲衣,痞者欲苏,劳者欲佚,一一喣之摩之,穷岁月而犹赊,而后拱手于堂序之内,少焉起视四郊,而罔不洽矣。故灾之以连岁之水旱,而民与不灾者同;崇之以南山之塔,恢之以杰灵之台,而民与不劳者同;如茨之粟下于江,如手之骖织于途,而民与不有租庸者同。
  呜呼!若以用求君其不穷也,验矣;而名之曰才,但才也而己哉?予尝与君晏坐终日,未尝有声色指挥之迹,与之语,尊性问学之外,无所言。凉月之夕,嗒然静虚,物瞑响寂,形去性来。闲尝察之于豪芒,潜入之中,循之于万类飞荡之表,捉之而不可寻,放之而不可违,微矣!吾不能至其至之所至矣,而世有至之者否耶?今君将去吾邑,戾乎天以膏泽天下,出其什三用之,可以不穷,而欲以窥其至之所至焉,则非精于圣人之学者不足与矣!
 
  包仪甫为政湘潭期间,先后印行了《辨真稿》、《新艺》两本文选。此两书今不见传,但李腾芳均为之作了序,二文见载于李腾芳集。二序中的文字见证了当年包鸿逵为文被推崇为时尚之文而影响湘潭的状况。两文透露,包鸿逵与韩求仲,同为礼部官员嘉宾先生的得意弟子,不相伯仲;礼闱试文,多传二子之文。这种制艺文虽然仍是应试的八股体,但在包鸿逵的笔下己经作了不少突破,带有新意。

  顷岁场屋之功令益严而试文益敝。丁未春予从升伯、嘉宾两公于礼闱中,时礼部方摘时文之怪者,句至字有禁,以诏旨约束之,而犯者比比。考官各置禁一纸于掌,左眼视文字,右视禁,可否搀夺,劳目发瞪,几矇莫辨。予三人相顾叹曰:士有真文字而犯此,否乎?有不犯此者,以谓真文字,可乎?得真士方有真文字,能知真文字自有真士,然窃议而未敢显言。越二年,予既罢居山间,闻嘉宾方典教冑子,获真士甚多,仪甫包君、求仲韩君为最伟。是年,二君同举于乡,而仪甫为元、求仲为魁;明年庚戌又同举南宫,求仲为元、仪甫为魁。

  李腾芳认为:湘潭县域为南方偏僻之区,为文风气往往落后他处一两年。而包鸿逵出任湘潭令,就将其倡导的时文习尚最早带进了这个地方。他说:“会邑令得包公。邑人传得包公文绝早,予因指以示之曰:‘兹文色相恬然而旨趣有馀,神理难名纣委无尽,非真文字乎?’于是邑人始信其然而作者因之,亦一变。” “今得公之文以为摹,岂不庆幸而又最早,不俟乎四方传而后有之,则他日予邑士人之文将在四方之先未可知也。”
  明末著名戏曲作家、声律家张大复(约1554-1630)所作《梅花草堂笔谈》卷十四《李衷一》记载:“张宾王为鹿嘉柾作序,灵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柾卷颇似当年包仪甫,却无仪甫臆满气。”不仅止此,此书卷九还载有《包仪甫》专篇:

  包仪甫,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然人有称其作义者,随所拟议,笑而承之,无让甚矣。仪甫之自知也。从来文章之脉,信在仪甫。冯先生曰 “此事须结圣胎”,而仪甫结也;吴无障曰“要须有春和之色”,而仪甫春和也;韩止修醇腴多宝光,周玉绳匹之加艳焉;其盛矣乎!然此数公者皆得之,则人皆知之,仪甫独否。故曰:“世人知仪甫不尽,不如仪甫自知。”

  于此可知包鸿逵为文之直抒胸臆,亦可想见当年他在湘潭与文士交往时影响湘潭文风之情状。包鸿逵的文化根底决定了他的眼光与行事风格,这是他成功的内因。
  重视人才,广交朋友是包鸿逵治潭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包鸿逵任职期间,暂时罢退乡居的李腾芳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求教最多的人。李腾芳(1565-1632),字子实,号湘洲,湘潭人。万历十六年(戊子)24岁登举人,二十年(壬辰)28岁成进士。改庶吉士。屡迁左谕德,因顾天飐事被投劾归,贬太常博士,引疾家居。三十九年谪江西都司理问。包鸿逵离湘潭任后,李腾芳于四十七年(1619)起为行人司正,后来历太常少卿,掌司业事,直任到礼部右侍郎、两朝实录总裁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兼掌院学士,协理詹事府,晋太子少保,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这个智慧型的人物在包鸿逵湘潭为令期间,代包鸿逵起草了《修城议》、《马政议》,还撰有《湘潭戍兵议》,应包鸿逵之请为新建万楼作《万楼记》,代李憭作《高峰石塔记》,还撰有《半边街砌石记》,应乡人之托撰有《请包仪甫父母》帖以及其他上文己有引述的文章。李腾芳成为了影响包鸿逵最深的执政顾问。
  又如,包鸿逵关于民运改官运的重大改革惠政,系采纳了乡贤何人位、唐崑嶽的建议:

  大父,讳人位,字竹泉,梓塘公仲子。方冠失怙,教诸弱弟成立。母善病,竭力医祷,十五年如一日。通经史,言时事,洞中机宜。万历甲寅,邑侯包公仪甫,留心民瘼,周咨利弊,公偕唐崑嶽,力陈兑运南运里收北京绢京边省轻齎五大差,害及闾阎日甚一日。邑侯上其议,易民运为官解,苦役从此扫除。余悉如公指。

  何人位出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八月初四日(1565年8月29日),他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岁(1614)向包鸿逵进言时虚岁50岁。
  从有关文字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典史张大礼、湘潭巨室富户王相、熊廷祥、张克扬以及太学生谢选、举人谢君、县学生员谢实兆、市民罗宁等名字,他们都成为了包鸿逵事功中的得力助手。
  光绪刊《湘潭县志》称包鸿逵为湘潭令,“时比之宓不齐弹琴而治,号为仙吏” 。宓不齐,字子贱,鲁国人,孔子弟子,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子认为他尊君、守礼,有孝悌之德,能在仁德服人,可以称为君子。他为单父宰时不仅赋役较轻,而且在灾年能发仓粟、赈困穷,补不足,能举能、招贤、退不肖,以礼乐治世民。唐玄宗封其为单伯,宋真宗封其为单父侯。包鸿逵之治绩可以上追宓不齐,在湘潭一直影响到今。其所倡建之宝塔一直存在到“文革”中才被炸掉,但在1993年由民间复建,这里己规划为宝塔公园。而万楼在历史上屡毁屡建,五修楼建于清嘉庆间,毁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六修工程己于近年启动,目前主楼己封顶。包鸿逵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地方媒体的报道中。

关于包鸿逵的崇佛家世

  今天我们去追寻和认识循吏包鸿逵,还得深入去研究他所在的家族家庭,以及他的家族家庭的崇佛倾向。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其笔记记载:

  米颠《捕蝗帖》云:“鲁君素谤芾者,与薛至亲,一体加毁。幸天恩旷荡,尽赖恩庇。及此愧惕。”又《云林帖》云:“友生倪瓒上公武先生,比承专寄《瘗鹤铭跋尾辨证》,深见远怀。小楷宽绰而遒媚,尤得唐人风格。敬叹,敬叹!命写鄙作,谨书上,求教益。比来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为醉客捶骂,不肖亦醉,颓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闻,乃反兴谤于云门翁,谓讥议其诗文字画,况云门学皆造极,其艰虞中又留遇仆不薄,仆果尔,人耶?兽耶?闻云门中不无少动,是不可晓也。四日瓒启。”此迹在槜里包仪甫家。

  原来稀世珍宝米芾转录倪瓒书之《云林帖》竟藏于包鸿逵家!此记载对于我们研究的意义,一是可见包鸿逵的文化情结,一是可知包鸿逵的具体居家之所。文中所述槜里,为嘉兴县北三十里之地。包鸿逵应该就是出身于嘉兴槜李的世家大族。
  这个家门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深刻佛教影响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由明末清初钱唐僧人俍亭净挺(徐继恩世臣)缉撰的《学佛考训》所载如下文字:

  包鸿逵,解元。潜心禅理,闱中以“如切如磋“八句命题,公文有”迷中得悟易”、“辨悟后之迷难”二语,主司奇之,拔第一。后仕宦,尽捐禄入流,通藏经。(先世瑞溪、心弦两公,并弘藏典)。

  入流为佛教语,系梵文(须陀洹)的旧译,为小乘四果的第一果。指初入圣人之流。《金刚经•一相无相分》:“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吉藏疏义为:“名为入流,即是入于道流。” 唐慧苑《华严音义》卷上:“谓适断见惑,舍异生性,初获圣性,入圣行流,故名入流。” 显然,包鸿逵最后是皈依了佛门,且深通佛学。而且他的先世包瑞溪、包心弦两公也对弘扬佛学卓有贡献。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1559)进士,官副使,隆庆四年(1570)知宿州的浙江鄞县人毛为光有《和胡小渠、包瑞溪〈署中春日闻莺〉》一诗:“昼静鸠鸣深院关,春光一别几时还。素心自许澹如水,青鬓谁能长似山。云汉却思驯鹤舞,风波不动野鸥闲。从容退食浑无事,须是身兼吏隐间。” 可见包瑞溪以及这帮朋友“身兼吏隐”的特点非常明显。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进士,工部主事、秀水人范应宾撰有《邵养诚走四千里吊包学宪瑞溪,予髙其谊,以诗赠之》一首:“一夕秋风薤露新,孟尝门下更谁亲。[犭员]声送客暮帆急,雁影背人乡梦频。然诺肻教侵宿草?死生应自解穷薪。越南燕北迢迢路,白马驰临慰故人。” 依据此诗,我们可以推知包瑞溪去世大概在万历二十年后不久。再加上上诗,亦可推知包瑞溪生活的时间,故此,我们可以确定,包瑞溪为包鸿逵之祖父。
  查明项鼎铉《呼桓日记》卷一所载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记,记包瑞溪之学生秀水县学官某谈及旱菱之事 ,而《续名医类案》载有学政包瑞溪医治血痢与霍乱的神效药方 。可见包瑞溪为学术与医术兼精的学者,任职为正三品的学政官。
  关于包心弦,我们从《浙江通志》中查得,万历十年壬午科(1582)举人、秀水人包世杰,曾任知州。 而《檇李诗系》载其资料更多一些:“包知州世杰。世杰,初名文熠,字袭明,号心弦,秀水人,万历壬午科,官知州。” 包心弦亦即包世杰、包文熠,据其经历,显然他是包鸿逵的父亲。
  包心弦中举,还经历过反复。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南京礼科给事朱维藩,弹劾新升南京国子监司业沈懋孝,称其以翰林院修撰主持万历十年壬午科(1582)应天乡试时,收取安福刘士理、丹阳贺学礼、上海王尚行、嘉兴包文熠(即包心弦)每人银各千余两,使此四人取中乡试;又诉同时阿附故权臣王篆子王之鼎滥中乡举。皇帝下诏勒沈懋孝解官,回籍听候发落,而命各巡按、御史遣官押觧诸举人赴京复试。两个月后,五位涉案举人俱抵京,于午门前复试三日。礼部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堂上官督核考试,内阁尚书会阅试卷。复试的结果,除贺学礼外,包心弦等四人皆文理平通,准应会试;而贺学礼则发还为民。沈懋孝被责令降一级,调外任,补两淮盐运判官,沈不赴官。而王之鼎事涉案一干人员也都得到了严肃处理。  
  宋代高僧净慈寺嗣法云孙大壑辑有《永明道迹》,此篇后来重刊时载有包心弦的评论文字。原书文字介绍五代末唐朝初间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俗姓王,讳延寿,字冲玄(仲玄),号抱一子,又称延寿大师、永明延寿,记载“师于开宝八年每见金台宝树,或闻天乐异香,预知时至,殊胜甚多。迨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晨起焚香,趺坐而逝。寿七十二,腊四十二。” 对此,包心弦在此书重印时题有赞语:

  包世杰赞曰:“世之存亡休咎,即谶纬术数之学,皆能预测其端倪,师之预知其时,无足诧者;然而金台宝树、天乐异香,此清泰现量境也。顷著娑婆,非悟唯心净土而念佛功圆者,自在往生之若是耶?噫,师居恒以净土一门摄人者,征矣夫!”

  于此可见包心弦是何等笃信佛教。
  《檇李诗系》还载有包心弦所作《秋夜同黄玄之招何士抑、沈孺休、孙世声饮湖上》诗一首:

  且欲留君醉绿莎,只今谁复叹蹉跎。
  放船花外寻洲渚,携手沙边看芰荷。
  明月似随歌扇满,凉风偏向舞衣多。
  五湖不惜烟波阔,欲去菰芦奈若何。

关于包鸿逵的佛门归宿

  莲池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高僧。其中莲池、憨山两位高僧与包心弦、包鸿逵两代人均有过从。
  莲池大师 (1535-1615),即袾宏大师,又称云栖大师,字佛慧,自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提倡念佛,风化被于一代,被推为莲宗第八祖。《云栖大师遗稿》卷一载有《答嘉兴包心弦孝廉》书一通并附包之来书,谓包“有菩萨大心愿大力量,可敬可羡”。 他与包鸿逵本人也互通音问。《云栖大师遗稿》卷二中还存有《答嘉兴包仪甫邑令大燏》书信两通,其一曰:

  既受职,当以仁民为第一事。而庶务才毕,便接本参,则案牍边无非道场也。

  据词旨,则包鸿逵致莲池大师原函当作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他上任湘潭县令时,而云栖时为76岁高龄。函中所谓“本参”,为佛教用语,即禅宗学人参禅的第一阶梯,通常人们以“开悟”来代替本参之说。在禅宗禅师代代递进过程中,形成了参禅“三关”之说:初关破本参,二关破重关,三关踏牢关(末后关)。而“破本参”就是过初关,过了初关,当向重关进取,此时学人多入山隐修,所以古德云“不破本参不入山”。 包鸿逵受职即开始破本参,故大师要他将办公的“案牍”即视作学佛的“道场”。
  而包鸿逵致莲池的第二封信原文亦保留在云栖遗稿中,其中言及莲池复函之意:

  弟子才拙性迂,此土又夙号难治,朝夕冰兢,幸免渊坠。而福德凉薄,涝旱频仍。下有必不堪竭之脂膏,上有必不容宽之赋额;抚字催科到此,种种呈拙。惟是内不失己,外不负民,颇用自矢。吾师光明藏中或垂悲摄耳。前承手示,案牍之暇,即接本参,自是直截宗旨。所媿劣根,二六时中,常多逗漏。犹望师大慈冥被,使不至堕落坑堑也。

  “二六时中,时多逗漏”,指十二个时辰意即一日之内,常有逗留与漏失,错过修行时光。于此可见为官的包鸿逵是如何虔诚向佛。而莲池的回函如下:

  内不失己,外不负民,只此两言,循吏之道竭尽无遗矣。带事修禅,此平常人所难,况复宰职之冗剧者乎?然始觉其难,后证其易矣。卧疾沈困,不能及其余,幸谅!

  好在莲池只是鼓励包信徒带事修禅,当好循吏,而并未劝他弃官从佛。
  憨山大师(1545-1623),法名德清,字澄印,俗姓蔡,金陵全椒(今属安徽)人。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六中记载了包心臣重建长水楞严古刹的事情,称“得包心弦居士为领袖,一时人心翕聚如响,不期年绀殿巍峨,金像晃耀,何其伟哉”;第二十四卷记载了嘉禾金明寺大定禅堂堂址,“向为有力者据”,得包心弦等“捐资赎之”。
  憨山老人年谱自叙更谈到了他在湘潭与包鸿逵的见面:

  四十二年甲寅。予六十九岁。予去粤时,诸弟子不能追随者,思慕之心益切。时冯生启南等,以书来延褔慧以代予座。是年,即遣褔善送慧还粤。暮春游德山礼祖,有诗四首。访冯元成公于武陵,有诗二首。会龙参知、朱陵,受荣王斋大善寺,众僧请说戒。冯公与诸同道各捐资修昙华精舍。回衡阳,舟过湘潭,晤包仪甫……仪甫,名鸿逵,秀水人,进士,湘潭令,世信佛。

  包鸿逵心中时时有佛,前所引李腾芳文中提到其讷于言,“未尝有声色指挥之迹,与之语,尊性问学之外,无所言”。这一特点在他人的过访记载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包鸿逵的老乡,万历二十年进士岳和声,万历三十九年奉旨出任庆远(今属广西)知府,赴任时途经湘潭,往访包鸿逵: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二月]二十九日,早渡湘,报谒仪甫。仪甫以晩归,为妬风挟雨所困,遂不栉沐,晤衙斋中,作无义味语而别。过酉履归,而日且旰。

  这里包、岳二人晤谈之“无义味语”,即莲池大师的佛学命题。莲池云栖在《竹窗随笔》中多有论述,如:“傍人听之,亦复无义无味,可惊可疑。”“古人大悟之后,横说竖说,正说反说,显说密说,一一契佛心印,皆真语实语,非庄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妙悟,而资性聪利,辞辩捷给者,窥看诸语录中问答机缘,便能模仿,只贵颠倒异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当午三更,夜半日出,山头起浪,海底生尘,种种无义味语,信口乱发。”“宗门答话,有所谓无义味语者,不可以道理会,不可以思惟通故也。”
  不管包鸿逵是如何虔诚地向佛,但他的官是当得很不错的。其在湘潭任满,理当会在更高的职位上多所作为。可奇怪的是,史书上再也见不到关于他的别的政绩在。这是何道理呢?
  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包鸿逵传的最后文字是“湘潭夙困于马政及解运之役,鸿逵极力振刷,洞悉幽隐,役遂寝。行取兵科给事中,未赴,卒于官。” 这些文字是原文照录于《嘉禾征献录》的,此书作者盛枫(1661-1706),字黼辰,号丹山,康熙二十年举人,官安吉州学正,正是秀水人;而此书所纪又全为有明一代的嘉兴人物。三国吴时,这里喜见“野稻自生”,更名为禾兴,后改称嘉兴,故此处嘉禾即代指嘉兴。依此说,则包鸿逵终于湘潭知县任上。可是李腾芳《包仪甫行取序》,明写着是为“今君将去吾邑”而作,且湘潭从无包鸿逵卒于官的说法,故其卒于湘潭的可能性又极小。包鸿逵归宿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呢?
  明冯梦桢撰有《读包仪甫峨眉山沿途建庵百所募縁疏》赞文一篇:

  真丹三大道场,我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灧澦之险,陆则梁楚跋涉之艰。四事萧然,五千余里。包君鸿逵,徳门令器,佛举选锋。于浊恶时,发广大愿,欲自遵麓遡之,舍舟五千里间,置庵百所。或食或宿,淄白如归;一往一来,圣凡普接。出门即是兜罗绵世界,举足便履不思议道场。誓凭愿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为一领袖,于一领袖又分十支,岁集万金,十年为满。如纲统目,识果慎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填海。虚空有尽,顶踵可捐。虽下凡惊怖,犹河汉以无穷;而诸佛赞扬,出广长于历劫。万历甲辰秋九月晦日,真实居士合十赞于浯溪道中。

  冯梦桢(1548-1595),字开之,号真实居士,明学者、收藏家。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编修、迁国子祭酒,因伤于流言蜚语辞官而归。原来这又是一个秀水人。此文作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其时离包鸿逵任湘潭令尚有七年之差。但是就是这篇赞文记录了包鸿逵的一个心愿,他发誓要在家乡去四川峨嵋之间建庵寺百所,舍舟跋涉,一往一来,淄白如归,亦即青发转成白发也在所不辞。
  这样的愿心,只要稍有时机,包鸿逵就一定会付诸实施的。包鸿逵既把在湘潭为官视为破本参,则第二步入山破重关即为题中之义,何况佛门人所著《学佛考训》己明载其“捐禄入流”。因此,包鸿逵最后弃官走入佛门是完全可能的。笔者认为,包鸿逵在离开湘潭后,并未回京就任,而是走入了佛门。关于其卒于官的说法,可能是其乡人找不到他的踪影而作出的推测。
  末了,还要提到,包鸿逵的湘潭好友李腾芳同样也是一个虔诚的佛学居士。南岳衡山傍祝融峰左,东面向阳之喜阳峰,峰上原有舍利塔,即为李腾芳捐建。李腾芳还在故里湘潭建起家寺忏心寺,内设四面佛。其著作中亦多有佛家之说。四库全书存目简介说:

  《李湘洲集》十卷、《补遗》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明李腾芳撰。腾芳字子实,湘潭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其学宗王守仁,故集中第二卷有《阳明集抄序》,反覆几二千言,发明良知之旨,至以事功、节义与辞章、养生,均为正道之障。又有《金刚经集注序》、《金刚经注采序》、《莲池自知录序》,皆提唱二氏之说。亦颇尊崇李贽,称为卓吾老子。盖明季士大夫所见大抵如斯,不但腾芳一人也。然腾芳留心经世,喜谈兵事,其《策倭安攘至计疏》及《进戚继光兵略》诸疏,犹非徒以狂禅纵论者矣。

  包、李二人在佛学意识上的互相影响是明显的。但李腾芳虽事佛,却没有因佛而坏仕途。而包鸿逵则不然,他既得益于佛学的超脱而取得“仙吏”之雅誉,又因痴迷于佛教而丧失大好的事功前程,这使后人不免欷嘘而兴叹。
  李腾芳书启中有《请包仪甫父母》一文,其中对包鸿逵的才能与治绩有如下的评价:

  歌其吏泽者沃如云、熐如曛,然仅限于百里,假令泄泓亭以洒一世之蒸浊,必尽与以清凉,如开湛霁以炤万品之沉幽,谁不蒙其炳耀?顷己以与人而已,愈有胥人以由己而人不知。此公今日以宰一方,而他日以宰四海者也。

  看来,李腾芳同样是看好包鸿逵为官的前程的。值得注意的是,李集中还有《代送包父母》七律诗一首:

  政术辞章谁比肩?文之以道更超然。养心端的虚无欲,作吏何曾事碍禅。
  因病料方弹指起,与时立治尽人便。功能收拾都无有,一鹤随琴到日边。

  此诗有些费解。既云“代送”,则可能是受接任官之请代其撰诗以送包之父母,也可能是包己离开,李以包之挚友身份代送包之父母。至于末一句,可将“日边”解释成“皇帝的身边”,指包琴书自随,直赴京城;但是它也可以解释为,包鸿逵有如翩然一鹤,独身云游四海了。联系到上一句“功能收拾都无有”,即指事功与才能都己统统打发,则作后种解释更为妥贴。如果这种解释不勉强的话,显然,包鸿逵确实是在湘潭卸任时突然间皈依了佛门。

                       2012-8-6修定
                       2013-2-20增写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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